《渝沪通信》的末了一封，第二十八号，写于十月十八夜。再往后数的第五个晚上，我们一家七口又挤在溯江而上的客轮里了。父亲给上海朋友的信，每一号都厚厚的一叠，把信封撑得鼓鼓的；唯有这一封只一张信笺，字数还不到二百四；尤其是笔调，叫人感觉到有点儿索然。父亲自己好像感觉到了，要不干吗在最后添上十二个字：“杂事忙乱，不能多书，后当详写。”

　　《嘉沪通信》第一号果然详写了，开头写从重庆到乐山，每夜船泊何地，在宜宾如何赶上初冬的最后一班上水小汽轮，到了距乐山二十里的观音场，又如何换乘四人拉纤的木船，都一无脱漏。我虽然病愈将近两个月，还只能躺在舱里，没有力气凭栏眺望，因而也没有可补充的；只记得泊纳溪的那一晚，听到说汉口失守。还有一件，父亲说各地都有柏油路，其实是三合土路，夯得非常结实，再用大鹅卵石使劲砑光，看起来很像柏油路，下雨天特滑。四川那时没有炼油工业，筑路不可能普遍使用柏油；而夯实砑光，人工最不值钱。

　　我们家到了乐山，先住的是商务成都分店嘉定分栈的余屋。这个分栈的主屋结构非常别致，其设计思想显然着重于防盗防火，因而猜想本来是一家大当铺的仓库。四四方方的一座用上好木材造的走马楼，上下两层的“口”字中间，架起个四面都是玻璃窗的亭子。紧贴走马楼四周，厚厚实实的砖墙高出屋脊。进出口只有两个，都是钉着铁片的双扇大门。一个在左墙，稍靠前，外边是临街的店堂，住着分栈主任黄幼卿先生和老刘师傅俩；另一个在后墙正中，开出门去是个有天井的小院落。乐山的木材便宜，所有的住房都有地板、天花板、护壁板。天井的左首是狭长的一统间，正好排下五张单人床，住祖母和我们四个孩子；对门一间较方正，先由父亲母亲俩住着。厨房在右首后角落里，是大灶，买樵子砍自山上的杂柴来烧。前半个天井搭着玻璃天棚，后半个盖上了瓦，正好做会客室。后墙正中也有两扇大门通向后街，用护壁板遮掩着。当铺在库房后边造这么座院落，想来是供管事和守护人员住的。乐山有电厂之日，这家当铺大概已经倒闭了，没赶上拉电线。我们只好复古，晚上点油盏。父亲在《初至乐山》那首词中有一句：“更锣灯蕊如中古”，完全是写实。半夜偶尔醒来，不但听得锣声，还听得干涩的喉咙一声又一声喊：“天干河浅，火烛小心！”

　　武汉大学在武昌东湖珞珈山时，中式大屋顶洋楼有好几座，听听也叫人眼红。教授们都住的小洋房。迁到了乐山，教授们只好分别租住民居，当然得挑精致的。校舍的主体设在孔庙。就我一生所见，除了曲阜那座就得数乐山的了。庙前真有个半圆形的栽满荷花的泮池，院子里古柏森森。两庑隔成了十四个教室，中间的大成殿正好作图书馆。当时内迁的大学，没有别家有如此气派的。抗战一胜利，它当然被看成了敝屣，不知如今还在不在了。电视常介绍乐山的景点，从未出现过孔庙的镜头。这是后事，且不去管他。当时武大空气恬静，主管者只标榜安心读书。学生到乐山入学，都得在“决不游心外骛”的志愿书上签名。父亲听了不免反感。同事之间的交往又颇有官场习气，使我父亲更加怀念困守在孤岛上的、一向无所不谈的各位朋友。“一书便作一相见”，信是越写越勤，越写越长了。调孚先生这时候在上海创刊《文学集林》，看了我父亲的信就摘出一部分，以《乐山通信》为题，发表在第一、第二两辑中，受到了不少《中学生》老读者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