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去乐山武大任教，确是陈通伯先生到重庆来邀请的；邀请的不止我父亲一个，有愿意去的，也有不愿意去的。据后来定居台湾以终老的苏雪林先生说，当时武大的文学院院长陈先生，“立意要把全校的基本国文课程好好整顿一下。素知叶氏对国文教学极有研究……请他选择教材，制定方针，领导全校基本国文教师工作。那时国文系主任是刘博平先生，叶氏则俨然成了个没有名义的国文系主任，不过他的权限止于基本国文罢了”。陈院长请我父亲去是为的架空刘主任，我父亲不但当时没料到，以后也一直没觉悟。在动身之前，他写给我岳父的信上说得十分单纯：“不为学问，不为文化，为薪水耳。”后来在基本国文开课之前商量课文，都说大家先开个目录再讨论吧。我父亲真个开了个目录带去，大家又都说就是它吧，基本国文么，总跳不出这些篇去。父亲在世之时，苏先生在台湾出版的著作上是怎么说的，他不可能知道。要是知道了可能会莞尔一笑：“幸而都过去了，当时真没想到背后会有像苏先生说的这么一出。”

　　苏先生在她的《文坛旧话》中还记着，有一次为了纠正我父亲“发狂捧鲁迅”，她“竟闹了小小意见”。她说：“他一日拟国文常识考题，竟有鲁迅文坛地位如何？他的著作以何者为最有名等等？我忍不住发言了，我说鲁迅不过是‘左派’有心塑造出来的偶像，国立大学提到他的名字似乎不宜。叶坚持不改，我不觉愤然情见乎辞，叶亦怫然情见乎色……鲁迅一辈子恶骂‘西滢教授’，西滢即陈通伯氏，圣陶受陈礼聘前来，宾主相得，可是叶也知道鲁迅骂通伯的话太不公。……为什么一提到鲁迅，他心里的天平便失去平衡呢？……”苏先生读不懂鲁迅的文章，这话我在乐山就听我父亲讲过。苏先生这样仗义执言，“愤然情见乎辞”，我父亲恐怕也只好“怫然情见乎色”，难道说让她牵着鼻子，跟她对骂？是否“坚持不改”可不一定，出的考题要是果真如苏先生所记，似乎还非改不可，没法坚持，因为叫我父亲自己作答，他也答不上来。搁了二三十年的陈芝麻烂谷子，至多只能说有过如此这般一回事，旧话就是旧话，哪能一个字一个字顶真。

　　七月十三，头一个学年将结束，我父亲接到武大的续聘书，为期两年。他在日记上带了一笔：“余本无为大学教师之想，因缘凑合，乃将继续为之，诚出所料也。”父亲接着了续聘书为什么会感到出乎所料？难道就为了在基本国文课上讲了一篇《孔乙己》，就为了苏先生有一回“闹了小小意见”，好像都不相干。更使我感到出乎意料的是，有些事经父亲一点拨，我才恍然大悟。九月廿三，国文系开会讨论下个学年开课前之准备，派定各人负担的课程，“并议定课文必须文言，作文亦必须作文言”。在父亲一九三九年的日记上，会看到国立大学的国文系竟会做出这样的两个“必须”的决议，真叫我信不过自己的眼睛。父亲却接下去说：“在座诸君皆笃旧之辈，于教学无所见地，固应如此。”原来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他接着还说：“余以一人不能违众意，亦即随和而已。”这也是老实话。你说他们对教育无所见地，他们却认为教学之所系全在于文言，这真叫可怜无补费精神了，只得随和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