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搞了十多年翻译，心中酝酿出一个理想，就是：若想翻译搞得像样子，在其他许多条件之外，一个译者最好能集中精神，在一定的时期内，专译一个作家的作品。只有这样，他的译笔才有取得那个作者的特殊风格的希望……但是在到此时为止的中国，尤其是上海，任凭是怎样一种卑之勿（无）高论的理想，实现起来也是千难万难。有几个靠稿费生活的人，可以愿意译什么就译什么？就是不靠稿费生活，而译出来的东西能出版吗？鲁迅先生常慨叹自己的工作是‘打杂’。实际上，没有几个文化人能跳得出‘打杂’的圈子。搞翻译的人有什么法子可以例外？这部短篇小说集，也就是我在‘打杂’的一种证据。目前别无可说，只希望这个‘打杂’的时代赶快过去就是了。”1949年7月，美国短篇小说集《跪在上升的太阳下》中译本由生活·读书·新知联合发行所发行，在付印前的3月15日，译者董秋斯于“译后记”中发出如许感慨。

　　从第一部译作《士敏土》开始，董秋斯每译竟一部作品，都会把自己的翻译经过以及对作者、作品的介绍和意见记述下来，夹杂着他对于时局之动荡、生存之艰难、人事之纠葛、译事之不易的感慨牢骚，附在译作的卷首或卷尾。读者藉此既可以增加对译本的理解，又能窥见译者的翻译观念、文化姿态、性格特征，甚至更复杂的时代面相，比如1949年3月15日的这篇“译后记”，其中就隐含着较多的信息量。

　　说来话长，一切需要追溯到《跪在上升的太阳下》的翻译缘起。而关于此，董秋斯在“译后记”中开篇便已点明：“远在一九四七年开初，郑振铎先生代表中华全国文艺协会总会，约请上海的几位朋友，翻译一套现代美国文学丛书。我是被约的一个。”考虑到每本十万字的字数限制，以及查找材料的困难，最后决定翻译这么一本美国短篇小说集。当然，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翻译缘起，而是缘起后的译事走向，以及由此带出的这本译作的诞生与一次重要的翻译事件之间的关联。这还得沿着董秋斯记述翻译缘起时提及的“郑振铎”“中华全国文艺总会”“现代美国文学丛书”诸线索按图索骥，追究根底。不如此，便无法理解董秋斯于“译后记”中一番感慨背后的真意、深意。

　　其实，董秋斯提到的这些线索指向的是中美双方在20世纪40年代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译事合作活动，也是两国试图通过文化交流努力构建友好关系的一桩往事。

　　时在1945年的初秋，在美国驻华大使馆举行的一次茶话会上，美方文化参赞费正清向受邀而来的周公馆秘书龚澎提议，由双方合作编译一套系统介绍美国文学作品的丛书，这项提议得到中共方面的赞同和支持，双方开始积极筹划。1945年年底，费正清调任设在上海的美国新闻总处处长一职。与此同时，我国很多文艺界人士随着抗战的胜利也纷纷离渝返沪。在上海期间，双方就关于合作编译美国文学丛书事进一步谈商，并眉目渐现，最终决定由“中华全国文艺协会上海分会和北平分会与美国国务院及美国新闻处合作”，中方负责丛书选目与译者队伍，“美方负担部分译稿费”，译稿将来由中方的出版社出版。为此，北京和上海两地的文协分会还分别成立了编委会。双方在合作事项上达成共识后，中方负责落实此事的是郑振铎，美方在费正清1946年回国后，则由费正清的夫人费慰梅（Wilma Fairbank），以及“美新处上海分处副处长耿美丽（Marian Gunn）和总处的康纳司（Bradley Connors）负责”。

　　1949年3月，中美双方合作编译的成果由赵家璧主持的上海晨光出版公司作为“晨光世界文学丛书”的第一批译作推出，有17种19本（其中两种为上下卷）。实际上，原出版预告为18种。因其中一种的译者毕树棠身体染恙，由他负责翻译的马克·吐温的《密士失必河上》（上册）推至1950年8月方才出版。算上晚出的这本，这套美国文学丛书共出版18种20本。但同时，又有详实的证据显示我方在这套丛书的选目上最初确定为20种，也即是说，有两种没出版。而根据董秋斯的《跪在上升的太阳下》的“译后记”，可以确定其中一种便是他受邀约翻译的这本美国短篇小说集，以致于他联系另外一家出版社单独出版时不由牢骚：“这几篇小说译完之后，因了一些莫名其妙的缘故，一搁就搁了两年多，到现在才能与读者见面。”

　　那么，究竟是什么“莫名其妙的缘故”让相关负责人在推出这套美国文学丛书时，独独漏掉包括董秋斯的译稿在内的两种呢？毕树棠的延至1950年仍由晨光推出，而按时完成翻译任务的董秋斯，其译稿却不得不自己另行出版。由此可见，显然不是因为这两种（书）的译者拖延交稿或没有完成任务所致。令人困惑的是，目前尚没有发现相关当事人在编译这套丛书时，对于丛书选目与确定译者的标准，以及未使用董秋斯译稿的原因予以任何文字说明。

　　既被邀请参与中美合作的这次译事活动，按时完成的翻译任务却又不被采用，连译者自己都觉得“莫名其妙”，也只能从其译稿内容不合丛书整体规范要求的层面上来求解了。

　　对此，董秋斯在“译后记”中介绍的他开译时关于集子中篇目的取舍标准，恰好能从反面予以佐证。且看他如何解释他之所以要选择翻译这些短篇小说的：“论思想中心，十三篇中有九篇叙述有色民族在白种人——尤其是美国人——统治下，度什么样的生活……我为什么多选与有色民族有关的作品呢？因为我们中国人也是一个有色民族……假如我们不了解美国人怎样对待有色民族，我们对美国的认识必然是偏而不全的……假如有人觉得我这个看法太近乎功利主义，就是说，太富于社会倾向性。我只好说一声‘对不起！’因为我原就是一个俗人，从来不懂什么叫‘为艺术而艺术’……对于这种人，我希望他们趁好莱坞电影还能在中国上映的时候，多多地去欣赏，我绝不希望他们来翻一翻我这个译本。”

　　须知，中美双方是希望通过这次合作编译美国文学丛书的机会，促进彼此之间的友好关系，而董秋斯于翻译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对美国主流社会文化的抵触姿态，正与编译这套丛书的初衷相悖。或许这才是导致他的译作最终不被列入丛书系列出版的主要原因，也是让他发出一通“打杂”感慨的症结所在吧。反过来看，董秋斯的这篇“译后记”又为读者了解这套美国文学丛书选择书目与译者的标准提供了切入点，从而能够对中美双方的这次文化合作交流有更为深入的认识。如此来说，董秋斯这篇“译后记”的历史重量实在不容小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