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至美、至诚跟着父亲修改自己的习作，最初几篇，朱先生那时在成都就见到了；一九四四年，还给我们仨的第二个合集《三叶》作了序，真当作一回事，分别给我们三个孩子以鼓励和指导，说我们“打稳了杂文的底子再来写小说，正是循序渐进的大路”。看了这句话，我觉得朱先生的想法跟我们父亲的本意稍有点儿相左。父亲似乎从未把写小说和写散文划分为高低不同的两个阶段：是小说的材料，才能写成小说；是散文的材料，写出来的只能是散文。用什么体裁，作者可以不管。至于写得好还是不好，“功夫在诗外”，凭的是对生活体验的态度和深度。因而父亲带着我们三个修改习作，管的仅仅是通和不通的问题罢了：要求选词造句以及排列组合尽可能符合一般人说话的习惯；定要把自己心里的某个想法用文字表达清楚，而且使人有一口气读完的兴趣。父亲要是没有夜工需赶，总是吃过晚饭，收拾过碗筷，把油盏移到饭桌中央，把积在手边的我们的习作抽出个三两篇，自己在常坐的位子上坐下。我们三个就各占一边，一眼不眨地看着父亲笔尖慢慢向下移。笔尖忽然停住了，那还用说，肯定出问题了，我们三个就争先恐后挑眼儿。胡猜是不准许的：错在哪儿，得说出个理由；怎么修改，得提出个建议。这就难免发生争论，父亲也参加，闹得个不亦乐乎。也有的父亲没看出来，倒让我们看出来了。父亲还时常要追根究底，问我们当时是怎么想的，是根本没想清楚呢还是写出来走了样。等我后来当了编辑，才感到父亲那一阵子的严格训练，让我受用了一辈子。

　　至美、至诚俩当时进了光华大学附中，一个高二，一个初一。学校的后门在我们家西南边，走田塍半个来小时，正适合走读。我在技专毕了业被分配去内江，可是折腾了这两年，使我觉得这个家还不能离开，于是在老南门外一家私营的小酒精厂当了名技师，好经常回来处理些买柴籴米等家务事。有时凑巧，吃过晚饭，正赶上父亲带着我们修改习作，或者让至诚给大家念名家的剧本，有独幕剧，有多幕剧中的一场，当然得选那些能上口的。至诚还真有他的，不仅剧作者为角色写的台词，连藏在各个角色心底的潜台词，他都念得出来。要是高低徐疾跟角色当时的情绪不太合拍，父亲就会把他叫住：“停，停，这一句重新来过！”说不定比至诚后来在锡剧团排戏还严格得多。我看小说特别喜欢掂量人物的对话和作者的旁白，这习惯很可能就是从那时渐渐养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