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至善:成都开明书店的故事
成都开明书店跟开明成都分店不是一码事,这件“双包案”,我本来想不提的,写到现在方发觉不交代清楚还不成。先是洗人先生把雪舟先生从汉口调到成都,让他当开明成都办事处主任。成都开明书店在抗战之前就开张了,老板是本地人冯月樵先生,主要经营开明在川西的销售业务,包括批发和门市。办事处是总店的派出机关,管理这一地区的资金核算,书籍印制,以及与别的地区的协商调度,如果改作分店,把销售也担当起来,岂不利落。月樵先生哪儿能不明白,到合同期满,成都开明书店的牌子不得不摘下来了。雪舟先生又不想太伤感情,撺掇他带头集资,自己搞出版,还答应大力相助。月樵先生真个办起了一家普益图书公司,雪舟先生拉了几位开明的老作者业余给他当编辑。他请我父亲当总编辑,我父亲没答应,回说在教育厅任了职好像不大方便。他立刻改口说要我母亲去帮忙,父亲答应让我母亲一个星期去两个半天,料理些编辑方面的杂务。
月樵先生对市面是极熟的,我记得他对选题出过的三个主意,后来实现了一个半,这就很不容易了。一是要我母亲编一本小字典,说《学生字典》脱销已久,总不是个事。只要编出来,就一本万利。母亲说她没有这个本事。雪舟先生说,把过去的旧字典收罗几本来,择善而从,改头换面抄一遍,不就成了么。母亲把收罗到的小字典带回家,跟父亲一说。父亲说:“哪能有这等便当的事,揽在身上有苦吃了。”我听了说:“让我学着抄一部分吧。”一动手就发现还不能一抄了事:许多僻字,小学生是碰不着的;许多熟字,小学生是用不着查的;还有些字不说还清楚,越说越糊涂。怎么办呢?母亲和我的标准不一样,父亲最后通读一遍提出意见,吃饭的时候倒有可谈的材料了,可是都说没有把握。好在最后讨饶作罢的还是月樵先生,他发现成都没有一家排字房能接字典的活,也找不到如此高水平的校对,连重庆也是这样。
二是说抗战前,我父亲和子恺先生合作的《开明国语课本》,在成都销路不差,现如今因为内容跟不上形势,停版了。可不可以请两位重编一部《普益国语课本》呢,我父亲回说,子恺先生如果答应,他就同意。子恺先生当时在贵州遵义浙大,回信答应了。先编写初小的八册,多数课文由我写了初稿,父亲修改之后,母亲誊正,韵文几乎都是父亲自己写的,一并寄给子恺先生作画书写。可惜成都没有做锌版的工厂,只好用木版印刷,刻工又跟纸张一样拙劣,拿在手上叫人伤心,没劲。印了头五册好像就无下文了,这个主意只好算实现了一半。
三是创办月刊《国文杂志》,说现如今的中学生国文程度实在太差,给他们一些必要的辅导是义不容辞的。说中学生的国文特别差,我父亲是一向不同意的;数理化生音体,跟国文相比,程度也好不到哪儿去。念了一辈子“子曰”没念通的人有多少位,两千多年来不曾做过统计,只孔乙己一个,因鲁迅先生给他作了篇外传,才得以流芳百世。没念通也不能怪孔乙己程度低,得从教育目的和教学方法等方面去找问题。办一种月刊谈谈这些问题,给学生们一些启发,多少有点儿好处。我父亲答应了下来,让我母亲出面当主编。一九四二年一月出创刊号,三十二开土纸本,才两万来字。四篇主要文章是父亲自己写的,除了《略谈学习国文》一篇,其余都署的笔名;杂志社的零星通知都不署名,还挑了两篇我们兄妹三个的习作,这是现成的。父亲当时就寄了若干本创刊号给桂林的朋友,约他们写稿。最先回信的是云彬先生,他大呼可惜,说他们正在打算出版《国文杂志》,已由文光书店出面申请登记。十六开本,约五十面;虽然也是土纸,可不像成都的那么糟。桂林的朋友们都主张不如把普益的停了,集中力量办好文光的。父亲只好找月樵先生商量。月樵先生很大方,说既然这样,《国文杂志》就维持到六月号告一段落,向读者公告移到桂林出版。父亲的这一出独角戏,直唱到了四月底边第六期发稿。文光的《国文杂志》八月创刊,人称“桂林版”;普益的就成了“成都版”。附带交代一声:《国文月刊》是另一码事,是西南联大和昆明师院的学术性刊物,印制销售由开明桂林分店代理;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才归开明书店在上海编辑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