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瘦鸥，上海嘉定人，民进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新鸳鸯蝴蝶派代表人物。他的代表作长篇小说《秋海棠》，被誉为“民国第一悲剧”“民国第一言情小说”“民国南方通俗小说的压卷之作”。他同时也是一位成功的翻译家、被低估的散文作家，并擅长文学批评和古籍整理。

　　记不清究竟是1934年或1935年的某一天，在我的“出窠弟兄”（等于今天所说的“哥们儿”）姚克的挈带下，我走上离自己的家不远的施高塔路（今名山阴路），踏进了鲁迅先生的寓所。这是我第一次上先生家去，也是最后的一次。但就在这一次，我遇上了向不相识的孔另境兄。他当年有多大年纪，在干些什么工作，因为匆匆一晤而别，都没弄明白，只发现了一点，他显然是个豪爽、不喜俗套的人。因为我们还是第一次见面，他却就唤我“老秦”。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上海的知识分子里面，这种称呼还远没有流行。彼此之间，客气一些，互称先生；亲热一些，便叫对方的名或号。例如，我对姚克，就称莘农或莘农兄，他也从来没叫过我“老秦”。

　　那天离开鲁迅家后，我自然就向姚克询问孔另境是谁，从而知道他是浙江人，经常写些杂文和剧本之类，跟茅盾先生是亲戚。似乎姚克跟他往来也不多，所以谈得很简单，我也没有再往下问。

　　一晃二三年，我没有再见到老孔，直至抗战发生，上海陷入孤岛状态后不久，通过我的同乡谭正璧和鲁思二位的关系，我又见到了老孔。那时他们正一起在办华光戏剧专科学校，劲头很大，成绩也不差。我虽然并未参与，但也常去跟他们闲聊，而老孔那种爽直、纯真、坦率而又不免失之急躁的性格，在我头脑里印象也越来越深了。每个和他相识的人，几乎都叫他老孔，他跟别人通电话，第一句也总说：“我是老孔。”

　　相交的时间更久一些之后，我又发现老孔实际上也并不是个李逵、张飞式的人物，在处理业务和家务上，他都很精细，近乎“有条不紊”，甚至对自己的衣着服饰，也相当注意，纵然并没有置上什么名牌的高档品，但别人看上去，总感到很整洁，很舒服，并无当时不少文人常有的那种所谓“不修边幅”的“腊里腊搭”（邋里邋遢）的怪相。

　　跟老孔做朋友，还有一点也是十分有利的，那就是他尽管有时候很有主张，不轻易随声附和，但对一些无关紧要的生活琐事，像挑个地方一起游玩或一起去吃喝，他总是采取无可无不可的态度，从不坚持己见，使别人扫兴。其实他是最爱挑食的，凡四条腿的动物一律不吃（包括甲鱼），比伊斯兰教信徒还严格，但大家即使不照顾他，尽点牛、羊、猪肉吃，他从不出声反对，只独自把一些肉边菜夹到碗里，吃得很有味似的。

孔另境、金韵琴夫妇与幼女孔明珠（孔明珠供图）

　　解放之后，我和他长期同在出版系统工作，并且在一个单位里，简直有些形影不离。在这期间，彼此的优缺点了解得更多了。他虽不是贤者，却已长眠地下，我觉得对一个已不能为自己辩解的朋友再议论他的过失是不公允的。这里只谈他给我的一个最好的印象，那就是他在工作上往往可以做到公正无私。我虽然已是他的老朋友，而且在五十年代中又同时被吸收参加了民主促进会，但到了讨论工作的时候，我对某个人或某一件作品的看法如果有什么不恰当的地方，第一个起来反对或纠正的总是他，有时甚至和我争得面红耳赤，也绝不让步。最最难忘的是1957年初，党在整风期间，老孔发言很多，其中自然有说对了的，也有说过了头或说错的，及至“反右”开始，当时文化出版社的第一把手从极“左”思想出发，竟内定要给老孔戴“帽子”，小会大会天天开。我和民进的其他同志，也被授意要“好好帮助”他。可是我们尽管用多种方式向老孔反复劝说，但有些看法，他却始终不肯改变。幸而上级很快发现了，从而根据正确的政策方针，及时地纠正了我们单位那个头头的错误，老孔在受到必要的教育帮助之后，终于平安度过了“反右”一关。

　　屈指一算，我从三十年代中与老孔相识，直至1972年他不幸病逝，共约三十五年，而从他逝世到今天，又已过去了二十年。在这么悠长的六十年之间，我的交游虽广，熟人虽多，可我思来想去，实在找不到再有谁，像老孔那么爽直、纯真、坦率而又不无急躁之处，相交越久，越觉其诚挚可信的。

　　（原载《新文学史料》199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