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蓉桂往返日记》共四万多字。头上半个月，父亲为离开成都做准备，了结了在教育科学馆和普益图书公司已应承下的种种工作，基本上还清了拖欠。五月二日动身，第一站重庆就为等候便车，白耽了整整十天；十五日到达贵阳，又耽搁到月底，六月四日方抵达桂林。在途中，父亲作了首五律数说行旅之难：

　　自古难行路，今难倘有余。

　　临程谈“黑市”，过站上“黄鱼”。

　　蚁附颠危货，麇推老《病车》。

　　“抛锚”愁欲绝，浑不傍村墟。

　　“难行路”恐怕实指川黔桂一带的崎岖古道，如今修了公路总该好一点儿了吧？谁知“倘有余”，更加难走了。“黑市”是票贩子的要价；“黄鱼”是司机挟带的旅客，不知是否因为老溜边才得了这么个外号。卡车上堆得高高的货物一路摇晃，乘客还在摇晃的货物上头巴着呢。《病车》是子恺先生为题他的漫画创造的辞，已损坏的汽车还是老货，上坡得靠乘客大家一齐用力推。要是“抛锚”抛得不是地方，前不傍村后不着店，怎不叫人愁煞也么哥。这么一个多月的公路行旅，大多数日子是花在等车上的。心神不得安宁，老悬在没着没落的焦急之中，谁也受不了。因而我父亲一到桂林就去航空公司定了张回重庆的机票。飞机的班次少得不像话，也得耐着性子等，直等到七月一日才飞成。这二十五天，父亲可抓得特别紧，给《中学生》和《国文杂志》都准备了将近两期的稿子。

　　一九八二年夏天，至诚读完这段日记对父亲说，近来有人写文章回忆抗日期间桂林的出版界，这两三个月的日记，正好供他们参考，何不抄下来发表。父亲听至诚念了一遍，记起了许多茫然往事和已经作古的老朋友，就答应了，还自己写了篇小记，发了几句感慨。日记写的非今非古，都是六十年前的风物人情，用不着我删节或补充。只有一处，父亲到贵阳的次日下午，遇见了在国际救济会当驻会常务委员的章元善先生，记下了这么一句话：“关于去年司长任内受冤之事，语焉不详，约略以‘梦’字了之。”司长任内指在经济部商业司当司长的时候，这个梦可非同寻常，人们都说是最高当局要借他的人头，以平民愤。元善先生是我母亲的表兄，我父亲的小学同学，《我们的骄傲》中一同相约去见黄先生的就有他；我唤他表舅，最早的留美学生，曾撺掇我父亲跟他同去留学：这些事儿前头都讲过。他回国后因热心公益事业，被推任华洋义赈会副总干事、总干事。一九三一年长江闹大水，政府在上海成立救济水灾委员会，把他请了去当总干事。我就是那时见到他的。他住在一间厢房里，空荡荡的除了一张床没有别的家具。床上挂着夏布中式帐子，床下有个白布口袋。听说他每天早上要换内衣，口袋就是盛换下来的内衣的，留学带回国的生活习惯，我看到的就这一件了。一九三八年我们家到了重庆住在西三街，我又跟这位表舅见面了。他一人住在山梁上青年会的招待所里，好像工作还不大落位，常常从公园下来，跟我父亲和范老太公去对面的茶楼吃茶；后来我病卧巴蜀学校，表舅来看过我好几回。我家去了乐山，通信就渐渐稀少了。一九三九年年底听说经济部部长翁文灏把章元善先生拉进了班子，让他当了商业司司长，并兼任平价购销处处长。父亲母亲俩都代他捏了把汗：物价飞涨，民怨沸腾，凭他这样个老实人能扭转乾坤么？果不其然，物价管自飞涨，民怨更加沸腾，折腾了一年，蒋委员长就把元善先生拘留了。都说连枪毙的手令都下了，又不知怎么的，到十三天上把他放了回家。其中缠弯里曲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天意从来高难问。明明是《非梦记》，也只能以一“梦”了之。但是决非《邯郸梦》，我的表舅不是卢生那样的官迷。认得他的人都这么说。

　　从桂林回来，父亲头一件事就是给郭厅长写了封辞职书。郭去南充开会了，十天以后才收到他一封表示无可奈何的复信。还有件事是父亲动身前答应母亲的，为三午满月，宴请一回在蓉地的亲戚朋友，而且要丰一些。孩子一般都生了下来才取名，三午可不然，出生前两月，看满子挺着个大肚子，我们就说：“三午怎么还不肯出来？”名字是父亲给取的：他自己生在甲午年，我生在戊午年，一九四二年是壬午年，恰好二十四年一代，都生于午年。三月十九清晨，满子感到三午像要见见世面了，让我雇了辆洋车送她进保婴院，母亲不放心，立刻坐车赶来了。下午二时，三午顺利出生。母亲叫我立刻回家报喜。产房中有三张床，那两张都空着，母亲定要留下来自己照看产妇。父亲已在为去桂林做准备，忙着清理积欠，到第三天下午才抽出空来，到保婴院去看望他早就盼着的三午，同时慰问满子。他高兴地对我母亲说：那味同鸡肋的教育科学馆，如今可以吐掉了；二十天后打从桂林回来，正好赶上给三午做满月。没料到后来一拖再拖，直到拖到了六月中旬，赶在廿六那天就把汤饼会办了，也算了却一件大事。正巧是三午百日的前一天。三午长得肥白秀气，一家人从老太太到至美、至诚，没有一个不喜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