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翻译家傅雷的家书自上世纪80年代出版以来，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傅雷家书》出版印刷量上升至几十万册。与此同时，傅雷与友人们的通信也编辑出版，这些书信是研究傅雷生平和文学翻译历程十分珍贵的资料。已出版的傅雷与友人间的通信，仅是傅雷往来书信中的一小部分，由于种种原因，许多书信已散失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抄家”烧毁，他与史学家罗香林的往来书信就没有收入在已出版的傅雷书信中。

　　傅雷给罗香林的这封信，写于1937年4月13日，共1页信纸，用毛笔书写，信文13行共157字。其信文内容如下：

香林吾兄先生有道：

　　去冬奉长书，蒙缕述测量佛像技术，指引周详，感佩无既。惟是时适逢陕变，南归者一阅月。迩后再去，又以内政部会计挑剔报销，愤而辞职，虎头蛇尾，一事无成，良滋愧恧，实缘弟赋性憨直，不惯作吏，重负各方厚望。今仍在沪继续译事，罗曼•罗兰巨著《约翰•克利斯朵夫》已出一册，另邮，呈请教正。吾兄主持图书事业，想必多所建树，尚盼时赐好音，以慰长想。草草。

　　顺颂

　　       著绥

　　弟 傅雷拜上 

　　四月十三日 

　　傅雷这封信是从上海写出的，收信人罗香林当时在广州中山图书馆任馆长。

　　傅雷在此信开头首先对罗香林给予自己的帮助表示感谢。感谢他去冬（1936年）写长信来讲述有关佛像测量的技术。只是至今尚未看到罗香林给傅雷的通信内容，从此信的内容来看，是有关傅雷在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任职测量洛阳石窟的事。傅雷曾于1935年和1936年两度应滕固邀请到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任职。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是国民政府行政院所属专事文物管理的职能机构，后归属内政部领导。滕固系江苏宝山县月浦人，早年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曾留学日本和德国，获美术史学博士学位，是一位颇有学术成就的美术理论家。在其担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参事兼任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常务委员时，于1935年上半年，邀请傅雷担任该委员会编审科科长。傅雷在担任科长期间，十分注意借鉴国外在古文物管理上的一些法规，翻译了一批国外的古物保管法规。

　　罗香林，1906年出生于广东兴宁县，1926年考取清华大学经济系，后转至历史系，师从王国维、朱希祖、冯友兰、钱玄同等大师。1930年毕业，即转入清华大学研究院，师从陈寅恪、顾颉刚二导师。1932年曾至南方考察客家文化和社会组织。1932年10月，任中山大学校长室秘书兼广东通志馆纂修。1933年在中山大学历史系讲授“方志研究”。1934年9月，在中央大学历史系讲“中国民族史”，兼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审核事宜。1936年，返粤任广州市中山图书馆馆长。后定居香港，执教于香港大学。1978年逝世。

　　1935年上半年，傅雷到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任职时，罗香林在该委员会还兼有职务，他们俩当相识于此。而傅雷写此信时，罗香林已在南方任职。罗香林长期不懈地收集族谱，其收集族谱有87部、家谱28部，与谱牒有关的资料30部、谱牒论著20部、宗乡同乡刊物40册，在族谱研究方面取得相当大的成就。罗香林有野外考察的经验，有较扎实的历史学功底，所以傅雷在龙门石窟调查碰到有关问题时，得到罗香林的帮助。

　　傅雷在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工作四个月，其最大的工作成就是译了一部《各国古物保管法规汇编》。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主任傅汝霖为此撰写序言，其序中云：“汝霖承乏斯会，已越半载。对于古物之范围，保管之条规，赖诸同仁之心力，集议研讨，次第厘订，唯事属草创，殊鲜根依。自非博采旁询，不足资详尽而图完美。爰搜集各国古物保管法规，分别译述，汇编成帙。他山之石，借以考错。庶供国内人士之参考，而于保管古物之方法，得以详密而周备焉。”在民国政府对古物保护的法规建设上，傅雷较早地翻译了一批国外在古物保护上的规章制度，这对建立我国的古物保护法规起到重要的借鉴作用。

　　由于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归属的变化，傅雷在该委员会任职四个月后就离去。至1936年11月，傅雷又因滕固之邀请，任该委员会专员到该委员会设在洛阳的办事处工作，主要任务是考察龙门石窟，研究有关保护事项。傅雷赴洛阳考察龙门石窟一事，在当时的《申报》上也有报道。

　　1936年11月18日《申报》发表有一则题为《滕固等抵洛》的中央社电讯，其全文如下：“中央派滕固、陈念中、傅雷、荆林等来洛，调查龙门古迹。滕等17日联袂抵洛，18日即开始考察。又，中央博物院为便利考察洛阳古迹计，拟在洛设办事处，17日派专委郭宝钧抵洛接洽。（17日中央社电）”

　　傅雷这次到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担任考察龙门石窟的专职委员，任职时间也不长，因有关账目的报销事遭内务部会计挑剔而愤然辞职。傅雷给罗香林的这封信主要讲到这件事。傅雷在考察龙门石窟这件事上半途“愤而辞职”，自觉有点“虎头蛇尾”，“重负各方厚望”。他自己分析原因，是“实缘弟赋性憨直，不惯作吏”。对考察龙门石窟一事傅雷在1957年所撰的《傅雷自述》中曰：“1936年冬，滕固又约我以‘中央古物保管会专门委员’名义，去洛阳考察龙门石刻，随带摄影师一人，研究如何保管问题。两个月后，内政部要我做会计手续报账，我一怒而辞职回家，适在双十二事变之后。”从傅雷的自述及这封给罗香林的信中可以看出，傅雷在龙门石窟的考察中，就有关佛像的测量问题得到罗香林的指教。而其间发生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扣留蒋介石的“西安事变”，即信中所称的“陕变”，傅雷又南归，回到上海一个月。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后，傅雷再赴洛阳考察石窟。但不久，发生报账挑剔事，傅雷辞职回家。尽管傅雷半途而离，但在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任职的这一段经历，却给傅雷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对他研究美术史也有较多的帮助，他在给友人及儿子傅聪的通信中多次提到此事。

　　傅雷在1936年11月27日给刘抗的信中对自己在洛阳的工作状况有如下一段描述：“洛阳这地方真是徒负虚名。我这一次的来，大半可说上了滕固的当。要是早知这么繁重的工作和不大安全的环境，我一定不会无条件的答应下来。”“这几晚月光分外的好，寒月照古城，别有一番情调。想起这洛阳，从周代到汉晋南北朝，都是争战之场，也是广厦千间、宫殿万重的名都，而今铜骑荆棘，惟土墙败垣纵横目前而已，哪还有丝毫古都的痕迹，如罗马那样？中州月夜就显得在凭吊荒城一般，千里征人对之更引起无限乡思。”在野外考察佛像石刻确实是一件辛苦之事，就傅雷的性格脾气而言，当发生“报帐挑剔事”的，傅雷自然拂袖而去。

　　离开洛阳，傅雷回上海书斋继续翻译罗曼•罗兰的著作。写此信时，傅雷翻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罗曼•罗兰著）第1卷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傅雷给罗香林寄去了这部译著。此信末只标明月日，未写年份，但从信的内容可知，傅雷写此信的年为1937年。

　　傅雷的赋性十分耿直，抗战时期，他居住在上海吕班路巴黎新村4号，闭门不出，一直从事外国文学名著的翻译。

　　傅雷在信中也企盼好友在图书事业上多所建树，能经常得到好友所著的图书，以释相互间的挂念。

　　傅雷比罗香林小两岁，两人对中国文化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