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改革教育，我父亲在此时也写了不少短文。他一向推崇自学。在《充实的健全的人》头一段，他跟青年读者说：“教师或旁人无论如何胜任，无论如何热心，总之不过在先作个引导，从旁作个帮助，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学习上去，主要靠诸君自己。学习又得跟整个生活打成一片，学得的一点一滴，必须化而成为生活的营养料，才有受用。这意思都浅近不过，就是没有人说，诸君自己想想也就明白。可是想明白和照样做，其间还有一段距离。”他接着又说：“我们切望诸君想明白之后随即照样做，而我们与诸君之间的交通路线只凭刊载在《中学生》的一些文字，于是文字中就不免屡次提起这些意思，看来有些絮絮不休似的。……愿诸君鉴谅我们对于你们的忠诚。”在《受指导与实践》的结尾，我父亲说：“青年学生盼望指导这么迫切，要怎样才可以让他们满足，这是‘站定在岗位上’的人照理该绞脑汁的。学制的变更，课程的改革，导师制的推行，都不能说无关宏旨。但尤其紧要的在责其实，学生是否得到真受用……否则任你学校林立，学生激增，总之不成个教育事业。”

　　《中学生》原来在桂林接受审查，改到成都之后，编辑工作的重点很自然地逐渐转移到成都，我父亲的工作重点就移到了《中学生》上。每期做了些什么，在《编辑室》栏中，他自己做了扼要的交代。有两个连载都很受读者欢迎，一个是《抗战中的中国》，作者是记者徐盈先生，大抵每期讲一个省份，一篇篇都是簇新鲜的采访录，是活的本国地理课本。另一个就叫《本国史随谈》，后来集成单行本《二千年间》，作者是胡绳先生，署的笔名是“蒲韧”。写的是我国二千多年封建时代的历史，却跟一般的历史书不同，不采用顺着时间记流水账的方法，而是把这二千多年看成一个整体，提出若干比较重要的方面，讲它们的变迁，一个个从头到尾，都做一番系统的梳理。在父亲写的《编辑室》中，还可以找到他为《读者笔谈会》出的两个题目：一个是《青年与宪政》，分明是响应当时的民主运动；一个是《当前的局势与我们》。那个“当前”，说的是湘桂战役前夕。我父亲在简略分析了局势之后说：“从世界战争的全般局势来看，法西斯势力被消灭，同盟国家的胜利，日子已经不远了。可是最后胜利固已在望，在达到这个胜利目标之前，却还要经过一段异常艰苦的猛烈的斗争，真正的胜利决不是可以廉价获致的。”

　　《中学生》每期都刊载青年读者的作品，而且不限于文艺性的。《读者笔谈会》征文，则分明是政治性的了。答复带有普遍性的读者询问，也难免牵涉政治，使那个“中央”很不满意。有一回潘公展到成都，托人带信给开明分店，说他住在中国旅行社招待所，很想跟我父亲见一面。我父亲真个去了。他说《中学生》宜注意基本工具学科，少弄社会科学文字。又说他也不满意审查制度，若编辑人各自检点，审查制度即可废止。真个“舌头呒没骨，翻来覆去候侬说”。我父亲由他痴人说梦，不批驳也不认可，等他说完，就站起身来告辞。这是一九四五年八月三日的事。九月七日，《中学生》与《东方杂志》《新中华》等八种杂志共同决定拒绝送审。图书审查制度纸老虎似的从此被戳穿。这是后话，留到后头再详细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