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街的开明分店栈房是座典型的老宅院。门房朝南，租给了一家裁缝铺，看门的杂务就托付给他们了。进了门房是个狭长的天井。开明的书堆在坐北朝南的三间正屋里。天井东西两旁对称，都是相连的两组三开间平房，东边一溜分租给文化生活社和联营书店做栈房；西边一溜由我们家包了，工作和生活都在这六间房子里。父亲母亲的两张书桌相对，占了前一组的北头两间，有几把椅子可以接待客人。文协成都分会召开常务理事会，发起成立筹集援助贫病作家基金会，讨论成立新世纪学会，出席的几位朋友凑我父亲的便，竟把会场搬上门来了。陕西街离少城公园和新书业集中区祠堂街不远，文化人闲逛喜欢走这一带，因而我家几乎客人不断。来客多就像电视机的频道多一个样，听到的方面就广，就可惜不能由着你按钮锁定，好的赖的都得听，兼听则明么，即使不顺耳，生气归生气，听不进去的也得耐着性子听，说不定还是作短文的上好的选题呢，可惜老有约定的文篇逼着交卷。在这二者不可兼得的时候，父亲只好躲进后头的栈房，点上支洋烛埋头赶写他的。来客看到我父亲的书桌空着，回头就走了。会不会让正需面谈的朋友错过了呢？不会的，有我母亲守在那里呢，不会让特意赶来的客人白跑一趟。

　　在成都的两年中，开明总管理处召我父亲去重庆开过两次会。前一回是一九四四年八月半动身的，雪舟先生同行，前后四十天，为了商量开明在桂林的那部分人员和物资的撤退问题。其实已经迟了，日军已经从湘南攻入了桂东，开明有一批书籍、纸张，在半路上遭到轰炸，已经损失了大半；北撤的编校印制人员都历尽辛苦，分批陆续到达重庆。两年前在桂林相遇的文化出版界的朋友，如今又在重庆见面了，也有几位十年以上未见面的，如冯雪峰先生、叶以群先生、丰子恺先生，大多相见在会场上或宴席上。只谢冰心先生是初见。九月十九日下午，我父亲受邀去嘉庐拜访她，商量她的作品全部归开明出版的事。

　　后一回是第二年五月三十到的重庆。开明在第二天晚上开设计委员会，子恺先生、雁冰先生、巴金先生也是委员；主要开董事会讨论今后出书方向和明年纪念创建廿周年的事。没想到在这半个月里，父亲做的最主要的一件事，却是发起和筹备给雁冰先生祝寿。雁冰先生也是四十九岁。第四天，赵家璧先生邀请巴金先生和我父亲等数人同餐。叶以群先生说，本月二十四日将为雁冰先生五十岁祝寿，要我父亲拟一封邀请参加祝寿茶会的公启，再写一篇回忆文字。父亲立刻答应了，还建议邀集出版沈先生著作的各家书店，到那天一同发售他的著作，并在日报上刊登祝寿广告。邀请公启第三天上就交卷了，只三百字，请少数极熟的朋友具名；回忆文字写了约两千字，题目是《略谈雁冰兄的文学工作》。离渝前两天，还替联合特价发售茅盾著作的各家书店做了广告。他心里牵挂着《开明少年》创刊号稿件的送审，到了那儿没能等到六月廿四，提前十天赶回成都了；只好在同一天，参加文协成都分会操办的茅盾祝寿会。祝寿会由黄药眠先生主持，有好几位先生致了辞。据记者报道，我父亲站到了凳子上大声呼喊：“我们要和茅盾一样提着灯笼在黑暗里行走。现在成都、重庆、昆明各地，到处有人点着灯笼，光明越来越多，黑暗终将冲破。”父亲冲动如此，好像又站在甪直的那片操场上，为五四运动而振臂高呼。在七月七日写给雁冰先生的信上，他为那天没能当面揖贺表示道歉，说“祝寿之事，弟近觉亦有意义，其意义不在于个人而在于社会。二十四日会，其给与相识不相识之友朋之振奋，实未可计量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