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投降后不久，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因抗敌的任务已成过去，删去了会名中“抗敌”两个字，简称仍旧是“文协”。周恩来到了重庆，十月十六晚在曾家岩办事处设宴。我父亲也去了，在日记上记着：“闻周之名已久，见面尚是初次。其人有英爽之气，颇不凡俗。”此外只记下了“同座有老舍、靳以、胡风、何其芳、徐冰、王若飞诸位。饮啖甚适，笑谈无忌。十时散，驱车而归。”笑谈了些什么，大概是有意不记的，从“同座”两个字看，可以知道参加的不止所记的一桌人。

　　十九日下午举行鲁迅逝世九周年纪念会，到会的五百多人，我父亲在日记上发感慨说：“去年此日，余在成都参加纪念会，到者不满二十人，带半秘密性质。今年乃有此盛会，亦民主势力渐张之影响也。”他在会上发了言，说的也许就是这层意思。许寿裳老先生为主席，冯玉祥、郭沫若、胡风、周恩来都发了言，赵丹、徐迟、老舍朗诵了鲁迅的作品。会后周恩来和大家留了影，就是在印刷品上经常见的，那帧九个人并排站的照片。第三天晚上，文协开茶酒晚会。父亲在日记上记着：“到会四十人光景，余识其小半。老舍主席，余报告成都情形；郭沫若致辞，周恩来谈延安文协近况。”四个节目，把晚会分成两截。我猜是老舍先生将去美国讲学，想把他在文协担负的工作交给我父亲代理，借此先做个铺垫。父亲当时并不知道。重点在后半截，或许正题是请周恩来讲文协在党的领导下如何工作，因而得插进郭老的致辞。我是望文生义，猜的不一定对。又隔了一个星期，廿八中午，郭沫若和潘梓年做东，在郭宅宴请我父亲和傅彬然、吴研因和孙伯才，还有周恩来、张友渔、冯乃超。在席上，吴老谈了菲律宾独立后的情形，“恩来答人之问，谈近日形势”。下一回见到周恩来就在上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