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姑母住在伯祥先生家的三楼，所以最先见到的是伯祥先生老夫妇俩，围在一大群儿子女儿和女婿外孙中间，二老都不见老，能让人感染到喜气盈门的心态。上楼去见姑母，我吓了一跳，怎么老成了这样，嘴都瘪了，背更驼了，看样子比我的父亲母亲还老许多。能看到我祖母健康东归，姑母自然高兴，定要在当晚给我们洗尘，亲自料理菜肴，母亲只好插手帮忙。

　　父亲让我跟他去见岳父岳母，就在同一条弄堂里，三十来步就到了。走进客堂，夏先生已经坐在床沿上等着了，见了我父亲，扶着右手边的书桌站起身来。两位老人家双手相握，都说“老了老了”。我跟着满子已经牵着孩子上门来了，还头一次改口，依着满子唤爹唤姆。岳母笑着说：“阿满抱着三午来敲后门，玉严见了面还问寻啥人，真个勿认得哉！叶师母昨日就来说阿满今朝回娘家，伊爹夜里越想越困勿着。”大嫂嫂秋云拎了壶开水出来泡茶。原来满子在厨房里，跟两位阿嫂有哭有笑的，这八九年的空话，一时哪能讲得完。父亲在日记上说：“翁之肺病殆已犯实，时时发烧，而心绪复不佳，自家庭琐屑以至天下大事，皆感烦恼。见余与满子等归来，自觉意慰。”

　　这回见面，夏先生特别兴奋，说要跟我父亲多饮一杯。满子两位嫂子摆出几样“年董”，糟鸡、鲞冻肉、辣茄酱、烤笋之类，烫出酒来，两位老人家慢慢喝着，慢慢聊着，尽量不往烦恼处说。谈到了编辑工作，还谈到了《国文月刊》。夏先生问：“我那篇东西好勿好用？”他指的是年初写的《双声语词的构成方式》。父亲说：“岂但好用，谈语词构成方式的文章，好像一直没人写，至少开个风气。又是佩弦起劲，说联大散伙了，《国文月刊》停掉可惜，要给开明出。几位教授意见不大一致，等讲舒齐连忙拉稿，动手就晚了。这一期要下月初才能看到。一接手就脱期，亦无可如何了，以后逐期调整吧。只是有一点，学术性刊物，讲旧东西的文章多，搭现在这个局面忒勿相称。”

　　夏先生发肿的脸庞上有了点儿笑意，他说：“我想会这样的。前两天转了个念头，可以辟《现代文选评》一栏，选报刊上新发表的文章，取《文章例话》的形式，加上评语，再发表一遍。评语要少而精，话勿要说尽。亦是借他人杯酒，浇自己的块垒。”父亲说：“这个办法好，可以像《文章病院》一个样，声明只评文章，不及其余。”夏先生又笑了，眼睛只剩一条缝。他说：“不是大家都要争取发表自由么？不必管他。文章，我替侬选好了。”他拉开身边的抽屉，取出两份剪报递给我父亲，是署名周煦良的《中国政治之路》和《小品两则》。父亲大约都已见过，看了标题就说好，值得再发表一遍。在忙乱得坐不定的那四天中，我父亲见缝插针，居然把两篇短评赶了出来，没加署名，跟在周先生的原作后头，一同插进了《国文月刊》四十一期。这是后话。

　　回上海第一天的晚上，是在姑母家吃的团圆饭。我趁岳父兴致好，先替满子请好假。岳父对满子说：“江家有钞票，下饭比娘家讲究多了。”说实话，两家的菜肴都好。父亲在小说《招魂》里，有一段专夸夏家的下饭。姑母只要“阿哥”登门，一定要亲手掌勺，细调慢理一整天，做的全是苏州名色，而且是清淡的一路。姑夫傍晚也回来了，两家老小共十三口，团团坐了一圆桌。这一天没见到满子的二哥龙文，他在水泥厂当职员，晚上回家来说了，两家至亲，相别八年有余，下饭呒啥，一起吃两杯还是不可少的。我岳父想想他说得不错，只说不要惊动老太太了，“八十好几了吧，老老大大的，还能坐一月半月的船来看囡！”第三天晚上由龙兄掌勺做了桌丰盛的“十碗头”，两位嫂嫂其实也都是拿手。我父亲赶到，桌子已经摆好，就落座吃酒。热闹是热闹，却不是深谈的局面。两位亲家好像没有谈什么。我父亲晚上有振铎先生约会，七点钟就告辞先走了。

　　父亲和许多朋友不见面都将近九年，也有完全不通信息的，大家从各地集中到上海，或者在上海路过。见了面都有说不完的话，而且几乎没有言不及义的。父亲以振铎先生为例，对我说他们在国家民族危亡之际，大多站到了自己以为应该站的岗位上，真不容易！有好几位连老朋友也不知道他们在做些什么。我想起上海沦为孤岛那阵子，父亲就对母亲说过：“像振铎这样的性子，在上海还怎么过得下去？他为什么不下个决心，转到内地来呢？”到见了面才明白了，他是下了决心，忍着艰苦，冒着危险，隐姓埋名耽在孤岛上的。他费尽周折，从奸商手里抢救下来的这么些图书文物，都可以做证。这还只是他工作成绩的一个方面。胜利后，他就公开露面，像在“五卅”运动中似的，成了民主运动的先行者。他跟周建人、傅雷、柯灵、冯宾符等文化出版界人士，马叙伦、林汉达、雷洁琼等教育界人士，组织了中国民主促进会；他和柯灵先生合编的《民主》，成了当时最受群众欢迎的几种周刊之一。民盟、民建、民进，都有人认识我的父亲，父亲偶尔受邀参加他们的集会。加入民进是一九六三年年底的事了，留待那时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