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霁野先生离开我们快二十年了（编者注：本文发表于2017年，李霁野先生去世于1997年）。先生的音容笑貌却常常浮现眼前。回想自己能走上诗歌翻译道路，多亏李老的扶持、提携和鼓励。1979年6月21日，天津日报文艺周刊发表的两首克雷洛夫寓言诗以及同年《新港》第7期刊登的两首莱蒙托夫抒情诗，都是李老推荐的，那是我最早发表的译作。李老跟我说过：“你要记住，文学翻译难，诗歌翻译更难。英国人翻译的诗歌不计其数，但公认成功的只有菲茨杰拉德译的《鲁拜集》。译诗，需要反复推敲，精琢细磨，一要对得起作者，二要对得起读者。”李老的教诲成了我翻译诗歌的座右铭。

　　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简·爱》，是李老的代表译作。这部翻译小说在读者中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其实，李老不仅翻译小说，他的诗歌翻译同样精彩。《妙意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是他翻译的英文抒情诗集，其中共收入74位诗人的200多首抒情诗，汇总了李老最主要的英诗译作。李老是诗人，擅写古体诗，也写新诗。深厚的汉语修养和英文造诣，高雅的审美情趣和长期的译诗历练，使他的译诗别具风采，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

　　李霁野先生年轻时在北京求学，那时就开始翻译文学作品。他最早翻译的诗歌是《他年的梦》，选自威廉·夏普选编的《爱尔兰歌谣集》。此后，他参加了未名社，经常翻译短篇抒情诗，作为补白刊登在未名社办的期刊上。

　　1944年初，李霁野从沦陷的北平流落到四川，在白沙女子师范学院任教。其间，他以五言或七言绝句形式翻译菲茨杰拉德所译的《鲁拜集》，共译出75首，还选译过莎士比亚、拜伦、雪莱等诗人的抒情诗。他为学生开设英诗选读课，讲解和分析英国诗歌，提高学生的艺术鉴赏力。用先生自己的话说，教诗、读诗、译诗、写诗，成了他生活中的重要内容。

　　正是在那个阶段，先生对诗歌翻译进行了认真思考。他觉得当初译诗胆子太大，人到中年才悟出诗歌翻译的艰辛。他遵奉“信达雅”的标准，主张尽力保持原诗的形式，包括诗行、诗节、韵脚、韵式，但又反对把保留原诗形式绝对化，认为译诗应比译散文多一点自由。

　　李霁野先生诗歌翻译的第三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正式退休后，生活中少了行政事务和社会活动，多了余暇和宁静，翻检旧时译作，修改润色，又陆续新译了100多首抒情诗，最终使《妙意曲》得以出版。耄耋之年，他对译诗依然保持浓厚的兴趣。八十译情诗，九十著芳词，堪称文坛的一段佳话。

　　英文译诗集《妙意曲》，书名极有诗意，又颇具中国文化底蕴。其中包含着李老对往事的深情回忆。原来，先生在四川白沙女师教书时，课余常和年轻朋友谈诗，他从一首英文诗联想到中文的《子夜歌》，对“郎歌妙意曲，侬亦吐芳词”两句至为欣赏。李先生当时说，如果将来能出一本译诗集，用《妙意曲》作书名倒顶好。几十年后，梦想成真。

　　《妙意曲》选译的多数作品都是爱情诗，但并非纯粹的爱情诗集，除了爱情诗，还选译了诗歌史上的一些名篇杰作，如格雷的《墓地挽歌》，拜伦的《哀希腊》，雪莱的《西风歌》《云雀歌》。诗集中还有思考人生的哲理诗，如兰多的《生与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