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逝世十周年纪念是十月十九日下午，在辣飞大戏院举行的。大戏院其实不大，布置朴素庄严。台中央挂先生的巨幅画像，两侧挂先生的语录。我抱了一大沓《抗战八年木刻选集》去出售，因为木刻运动是在鲁迅先生的哺育下成长起来的，画册的封面题签又集的先生的手迹。才一会儿，场子里坐满了人，连过道里也挤满了，我只好退到门口。大家都注意台上来了哪几位。邵力子、沈钧儒、周恩来三位发了言，没到散场都走了，可见时局的紧迫：国民党拿下了张家口，是不是就要单方面召开所谓国民大会呢？共产党将如何应付呢？周恩来的发言悲壮沉着，显然胸有成竹，赢得了热烈的掌声。其他党派和所谓社会贤达，倾向共产党的居多数，可还不能掉以轻心呀！纪念会安排得肃穆而不呆板，以唱缅怀先生的颂歌开端，发言之后，还放了十年前摄制的先生的葬礼纪录片。详情请读者看我父亲的日记。第二天上午，还有数百人到虹桥路万国公墓，去先生的墓前举行扫奠。我父亲在两次集会上都讲了话。头一天的发言，他自己在三天以后做了整理，发表在周建人先生主编的《新文化》半月刊上，题目是《相濡以沫》。

　　中共代表团自六月起，直到撤出上海为止，每月下旬，都邀我父亲和少数文化界人士便宴，主和客一般坐满两桌，或借郭沫若寓，或就在思南路称作“周公馆”的办事处，为的通报军事形势和国共谈判的进程。周恩来如果在上海，他一定亲自出面。在纪念鲁迅逝世十周年的第二天，周恩来和第三方面人士到南京才两个小时，蒋介石乘机飞向台湾，表示已无意于谈判；十一月半，宣布召开“伪国大”。周恩来发表谈话，声明共方不承认“伪国大”，不日将返回延安。我父亲再见着周恩来，是在一九四九年，已经和平解放的北平了。

　　十一月三十日，周公馆举行酒会，遥祝朱德将军六十寿诞。我父亲那天的日记，开头很特别：“上午有人来访，未作何事。”来访的是谁？如果无关紧要，又何须记；“未作何事”，更用不着记了。如今细想起来，朱德六十整寿，我父亲早听说了，前一天半夜醒来，他就作了首贺诗。请他参加酒会，却是那位“有人”临时来通知的。为什么受到邀请就作不成事儿了呢？他的心静不下来。可能为了听说延安已处于蒋军包围之中。日记是供自己查的，自己看了自然明白，用不着多啰唆。接下去才记酒会：“午刻偕彬然到思南路，为朱德祝寿。到者六七十人，多熟友。酒用烟台带来之陈白兰地，易于上口，而其力甚强，又兼诸人互相干杯，余乃大醉。醉时自己失去控制，一时悲从中来，所语为何，不自省记。乘车返店中，众人扶上楼，又发言哭泣。小墨为购安神药一颗服之，始入睡，睡于洗公办事室中。”

　　父亲喝醉了有时会哭，日记上偶有记载。在困乏不堪的日子里尤其不胜酒力，用不着喝多少，甚至一滴不喝，受到激动也会潸然泪下。二十年代他写过一篇《泪的徘徊》，所记的四次徘徊都未喝酒。这一天酒好，有杯劝互殷的熟朋友，他是做好拼却一醉的准备的，结果过了头，失控了。在酒会上说了什么，我不知道；让人扶着送回来的时候，他一遍又一遍地喊：“我们大家为朱德将军干杯，祝他健康！绝不给老蒋干杯！”蒋介石原来也六十岁，生日早一个月，那天上海各报都刊出了巨幅照片和歌功颂德的祝寿文章。《国文月刊》的《现代文选评》，我父亲特意选了《大公报》一篇，评论说它如何撇开当前的现实，战战兢兢进言，介绍两位可供效学的伟人，谁都知道的华盛顿和林肯。父亲那天醉成这样，没忘记怀里揣着的一个大苹果，看见三午在身边，掏出来给了他，还说明：“烟台来的呢！”三午可不知道烟台在山东，这个港口已掌握在共产党手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