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在回上海的三年日记中，以一九四六年的最为头绪纷繁。日记记得纷繁，当然由于生活中的头绪纷繁。我一门心思赶着往下写，一边老在担心，别把重要的事儿忘了。如今写到年底，跟父亲这一年的日记又核对了一遍，漏掉的不但有，还很多，尤其是父亲在这一年中写的文章和诗篇，提到的太少，而文章和诗篇，又是窥察作者的思想历程的直接材料。我想是否这样办，请读者诸君只当消遣，把《叶圣陶集》第二十一卷的前半册浏览一遍，看到有些文章和诗篇的题目，如果想读一读，查一下本卷中的索引，再去查那一卷。这个办法不一定准行。譬如有个题目叫《诗话》，这个风雅的题目不过是件印花布衫，脱下布衫，就成了赤膊上阵，就成了投枪。

　　《文汇报》被警察局勒令停刊，不知为什么，父亲在日记上只字未提。这件事发生在七月十六日。六天前，《文汇报》刊登了两封警察的投书：一封署名“一群警察”，说他们不愿被人当作工具，去压迫奄奄一息的老百姓，说上海市人民代表在下关挨打，在场军警只做没看见，是“我们警察的奇耻大辱”；另一封署名“本市一巡官”，要求免费发给夏季制服。上海当局抓住把柄，由警察局出面，说《文汇报》“捏造警员名义，离间上下感情，淆惑社会视听，意图破坏公共秩序”，悍然勒令《文汇报》停刊一星期。大家到十八日事发了才知道，都说这是什么世道，还讲不讲道理！父亲没插一句嘴。第二天给《文汇报》全体同人写了封慰问信，开头说：“被罚停刊，你们当然不颓丧。你们问心没有错，连那罚你们的也必然自知是借端生事。”说一定要考究个明白，借端生事的“成不成个理由？”、“合不合手续？”、“不能说现在没有道理可讲，吃了亏就算了。……我国弄得这么糟，一半固然要怪那些为非作歹的，一半也要怪大多数人……存着吃了亏就算了的想头。这种想头……鼓励他们更加肆无忌惮，更加为非作歹。必须考究……除非他们正正式式公开宣告，现在不讲道理了”。最后他说，“愿你们精进不懈，继续努力，在许多种无可看的报纸之外，永远有一种像模像样的报纸。”

　　慰问信托人送去了，父亲的心还是静不下来，当晚又给《文汇报》的主编柯灵先生写了封信，建议“停刊满期之日……宜出一特刊，至少两版，专载读者投函，表明读者需要此报纸，与此报纸有片刻不能相离的感情。亦使反动家知所警惧，报纸后面原来有如此大力的支持”。又说“文字不宜长，人数愈多愈佳。作者不必拉知名之人，……最好各界都有，署名上标明其职业地位”。琐细之极，也不等柯灵先生回音，第二天上班就在店里代他约了十来篇，中午就送去供他选择。柯灵先生大概都已想到。《文汇报》自复刊之日起，专辟出一整版刊载慰问信，排得密密麻麻的，三天也没刊完。我父亲的那一封，是第一天刊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