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头的约稿是越来越少了，倒也好，腾出时间来，《国文月刊》上的《现代文选评》，可以评得更深些；《中学生》上的《范文选读》，也可以讲得更有点儿启发性。在语文教育方面，我父亲还有件事念念不忘。在胜利前的一年里，受到陆志韦先生一篇文章的启发，他跟佩弦先生和叔湘先生谈得很投机，都认为文言最好和白话分开来教学。他们说，中学生开始学文言，就一个个字看，也许都认得，把许多字连起来看，可不知道说些什么；对文言的语汇和文法，他们大多是生的，跟读别一种民族的语言几乎没有差别。语汇和文法得在教学中一点一滴积累，不间断地研究它们是怎么用的，跟白话作对照，作比较，积累多了才可以达到通晓的地步。文言的教学方法应该跟白话有所不同，因而教材以分开为好，混在一起难免在教学中相互干扰。这些想法，父亲回上海后还来得及跟我岳父详细谈过。语文教材改革的尝试，他老人家是不会泼冷水的，听完我父亲讲的，他又长叹一声说：“看来我是插不上手了！”用惋叹表达了认可，还留下了精神支持。忙完了他的丧事，我父亲跟周予同、郭绍虞、覃必陶三位先生，就试编起白话和文言分家的初中教材来，总名称是《开明新编国文读本》。先编“甲种”六本，当年开始出版，是白话。选文要有新意，少选被誉为名家名篇的“老面孔”，要求念起来顺口，听起来入耳，尽量接近口语。接着编“乙种”三本，是文言，予同先生退出，补入调孚先生，开始出版。选文都是短篇记叙文，逐字逐句揣摩，还另编了详尽的注释本。

　　经过了匆匆忙忙的一九四六年，父亲邀请佩弦和叔湘两位好朋友，一同编辑高中用的白话文言分家的读本：白话的叫《开明新编高级国文读本》，共六册；文言的叫《开明文言读本》，也是六册（因为开明未曾出过这样的读本，省去了“新编”；白话的不叫“甲种”，文言的自然不能称“乙种”）。抗战后期，我父亲和朱先生合著的《精读指导举隅》，是以作者的身份指导教师如何教课的；如今三位编者是以教师的身份，直接对学生进行指导，自然要细致几多倍。当时朱先生在北平，吕先生在南京，从交流看法，制定体例，到一篇稿成，相互切磋，事无巨细，全靠书信往还。好像在我父亲离开上海之后，两部读本才陆续见书。那时候，朱先生已不幸病逝。吕先生到上海进了开明，一个人挑起了这副担子。读本是有了，可惜没法组织试用，文言和白话分家值不值得推广，没受到实践的检验。如今我们家里只留下一本《开明文言读本》的改编本，一九八〇年年底，上海教育出版社印行的《文言读本》。吕先生写的《导言》一字未动。这篇文字当时就受到我父亲的极大赞赏，说吕先生“善于创意，精审之至”，他自己是无论如何达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