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全集》交给开明出版，细细想来，有许多潜在的因素。开明的书也有被查禁的，为数不多，算不上赤膊上阵。出版这样一部全集，头一版肯定蚀本，开明还蚀得起。开明的校印质量是名声在外，错不了的，我父亲在给朱先生的信中甚至有点儿自负：“此集交开明，为其幸事。”可是跟我父亲接洽的并非朱先生，而是新交吴晗先生。朱先生知道我父亲从未跟闻一多先生见过面，而他自己跟我父亲，交情又太深了，接洽是必定成功的，会给人落下个私相授受的印象。吴先生就没有这个问题，只在小酒店里喝过几回酒，意气相投而已，不会让我父亲感到尴尬的。在那个“惨恻方殷”的时代，有什么比意气相投更可宝贵的呢？编辑室里的各位先生都说非接受不可，经理室里也同意了。父亲答复吴晗先生，全盘接受整理闻一多遗著委员会的意见，包括把他的名字列在四位署名编者之末，他都代表开明接受了。在一九八〇年年底三联的再版本《重印后记》中，他说同意列名，“无非是愿意共同负责的意思”；其实还有个意思：一旦出了问题，与开明无涉，责任由他一个人担负。

　　闻一多先生为呼喊民主而被刺后四个月，清华的校长梅贻琦让七位教授组成整理他遗作的委员会，朱自清先生任主任委员。第二年年初，《闻一多全集》的目录商量定了，还请了几位先生帮忙，分工集稿整理。九月十二交稿，尚缺第一部分。十月廿五，我父亲给朱先生的信上说：“闻氏全集已付排，缮抄之稿，实多错误，当初以为《死水》《红烛》必无问题，孰知抄者所据为排印本，而排印本不唯多错字，且有错简之处，校对时始发觉，颇累了排字工友。其考据文字，引用处如有可疑，皆检原书查对。”“此集交开明，为其幸事”，原来是接着这儿说的。父亲在《重印后记》的末了还补了一句：“朱光暄同志当年负责校对这部全集，作了许多重要的校订。”为免得在校样上多做改动，使排字工友多受累，以后发排的稿子，我父亲尽可能先校订一过，还做了些技术性的工作。原稿中有不少甲文金文，我父亲一一放大临摹，让制版厂制成铅字一般大小的锌版，供排版使用。到装订前，写了印在封面上的书名：“闻一多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