彬然先生有一回对我说：“我们这样不停地工作，实际上为了麻醉自己。”我父亲还不至于自苦如此吧。他看了好几部先前因没空闲而不敢碰的大部头，最大的是傅雷先生译的《约翰·克里斯多夫》。读完之后，他在日记上写了段跋：“此书可视为罗曼·罗兰所撰之近代文化史，于欧洲文明多所批判，非仅小说而已也。或谓此为罗曼中年之作，颇含尼采之色彩，罗曼于晚年亦不自满。我国译本出世之后颇为风行，影响读者之思想不小，而此与我国争取民主实有不利。余谓此亦难言。无论何书，善观之皆无害，不善观之，未免不发生坏影响者。不宜以此责《约翰·克里斯多夫》与其译者也。”很明显，当时的批评者已经判定，这影响我国读者的责任，全得由译者担负。我父亲不能接受，在日记上挂了这一笔。父亲看的小说都是翻译的，看完之后总要记上一两句读后。创作的大概在办公时间内看得多了，不再在工余补课。国外名家的剧本也看得不少，也有读后。契诃夫的几个剧本看全了，还念念不忘易卜生，屡次鼓励潘家洵先生把他的剧本译全。潘先生总是唯唯，却不见有所进展。

　　父亲喜欢看电影，抗战期间是没得看，回上海的头一年是没工夫看，后来就看得勤了，每星期一回总是有的，日记上记下了片名，还带着二三十字的影评。我看了难免感到自豪，这些片子我当时也大多看过，评价往往跟我父亲一模一样。再一想，也没有什么可自夸的。我的看电影，不是从小就是父亲教的么？话剧像在成都一样，有的剧团把票送上门来，说非赏光不可，我父亲不好不去，也有看得满意的。只是坐的时间太长，疲劳过甚。要是散工后不在外面喝酒，也没有客人来访，晚饭后就不再赶夜工，打开收音机，听昆曲，听说书（不是有琵琶弦子伴奏的弹词），听说戏（评剧各大流派唱腔的比较）。不听西洋音乐，说他不懂。我说没有什么懂不懂的，多听几遍，自然会上瘾。他就是没这个耐心，就跟我不爱听评剧一个样。

　　明社开西洋唱片欣赏会，却是由我父亲出面请戈宝权先生来主讲的，还陪着听到了底。他托请俞振飞先生，称为“笛王”的许先生，来为明社举办“同期”。这可是件盛事，引来了好几位昆曲名票。明社举办过两次像模像样的联欢会，都演出了话剧：一次演杨绛的《称心如意》，一次演吴祖光的《少年游》。事事都效学正式剧团的样子，讲究个认真。话剧组排练，从对台词到最后彩排，我父亲回回参加旁听，常常熬到半夜。演出的时候请名家来看，过后请他们评说。最起劲的还有调孚先生，他在后台管理服装和道具。座谈会由我父亲主持，这不稀罕，稀罕的是他把名家的指点，扼要地记在了日记上。明社的活动不全是娱乐性的，有关时局的演说，起先每个月总有一回两回，大多是父亲请来的熟人。可是后来，可请的朋友逐渐少了：去苏北了吧？去香港了吧？兴许就躲在上海哪个角落里？开明在这两年内还招了两批练习生，明社开会欢迎新社友，请他们做自我介绍，还为他们办了进修班，聘请我父亲和调孚、必陶两位先生教国文，正好跟他们编辑课本的工作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