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跟愈之先生在一九三七年暑期前在上海一别，就“动如参与商”十一年有半。他在抗战初期的文化中心桂林，办起了文化供应社，又担任了生活的编审委员会主席，还处处关心开明，倡议和组织了《中学生》以战时半月刊的形式复了刊。他又是《救亡日报》和《国民公论》的台柱。我父亲当时在乐山，注视着南天的这颗“智多星”，既欣喜，又羞惭。范老太公他们也真个太从容了，等到我父亲受邀去桂林，商量开明如何在内地开展编辑工作，愈之先生早已秘密去了新加坡；一九四一年元旦，在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办的《南洋商报》上，发表了《岁首献辞》。珍珠港事变后不久，新加坡英国当局向日军投降，愈之先生就没有消息了。不想一九四五年四月三日得到传闻，说他已病死于苏门答腊乡间。父亲在日记上说：“此说深冀其未确，愈之之才，友朋中不可多得也。怅然不欢。”凡是认识愈之先生的朋友，听到消息都异常怅惘，因为跟他做朋友的很少是泛泛之交。他又是《中学生》的老朋友，十九年来创刊又复刊，他注入了不少心血。大家建议在《中学生》上出个纪念他的特辑，又希冀噩耗是误传，使这个特辑成为“一死一生，乃见交情”的凭证。

　　朋友当时分散在各地，集稿颇费周折，特辑在《中学生》七月号上才刊出。六篇稿子以收到的先后排列，作者是我父亲和茅盾、彬然、云彬、柏寒、子婴五位先生。我父亲那一篇，题目是《胡愈之先生的长处》：第一段说他给《中学生》的帮助；第二段说朋友们听到了他的死讯后的心情；从第三段起说他的长处：“我只想说胡先生的自学精神”，“我只想说胡先生的组织能力”，“我只想说胡先生的博爱思想”，“我只想说胡先生的友爱情谊”。从无数想说的中间挑出非说不可的来说，所以四段都用“只想说”开头。四点说完，紧接的第七段是结尾，最后说“关于这四点，都没有叙及具体事实，因为几位朋友的文字中都有叙及，不必重复了”。父亲这篇悼文是五月廿三写成的，确是第一篇，因为在以后的日记上才有约稿催稿的记录。在没看到朋友的文章之前就说“都有叙及”，父亲是有把握的，人同此心，相信自己感受到的，朋友们一定也感受到，一定会写得更具体。最后的第八段，我猜想是父亲看校样的时候添上去的，语气跟前头七段不大协调。如果改为特辑的后记，可能说得更加充畅一些。

　　愈之先生的死讯是误传，我父亲到香港就听说了，可没想到经过了“一死一生”考验的老朋友，已经赶在他前头，到前门车站来迎接他了。更没想到两个老友还会重新一同工作，在最困难的垂老之年，还能够相濡以沫。直到三十六年又十个月之后，我父亲躺在北京医院一楼的病房里，默默地送别了住在三楼的，自认为没什么病的愈之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