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昆明市文史馆的几位馆员到北京出差，专程去拜访了著名歌唱家李光曦老师。当李老师听说我们此行是为挖掘抗战时期国立艺专在昆明办学那段艰苦岁月的历史时，不由得提到多年与他同台演出歌剧并介绍他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张权老师。于是，我便按照李老师提供的电话，联系到了张权老师的家人，又到中央音乐学院进行走访，还查阅了许多资料，对张权老师的一生渐渐有了较为清楚的了解。当我还想继续联系光曦老师时，噩耗传来，老师不幸于2022年3月13日突发脑梗去世。按照老师生前的指点帮助，我联系到张权老师的后人，又到中央音乐学院等单位查询并翻阅了大量的资料，包括张老师及同事们的回忆文章，梳理了她的不平凡的艺术人生，尤其是在昆明读书期间鲜为人知的经历。

　　1919年春天，张权出生在江苏宜兴一个普通家庭，父亲是私塾先生，母亲是家庭妇女。她上有哥哥、姐姐，又长相乖巧、活泼可爱，所以备受家人喜欢与呵护。父母哥姐都希望她学医，但张权是个有个性、有主见的女孩儿。她在日记中写道：“我感到在所有的功课当中，我最爱音乐，我告诉我的爸爸妈妈、姐姐哥哥，我是非学音乐不可。”1936年，年仅17岁的张权，不顾家人反对，考入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音乐系，选定了为音乐艺术献身的道路。

　　张权在《我学音乐》一文中回忆道：“音乐系就在西湖边上的哈同花园内，几间大教室是原来花园的古色古香的建筑。另有一排琴房，紧靠在湖边，透过地板就能见到湖边，环境十分幽静。我是考钢琴专业进去的，一个月后，学校让我转学声音主科。”

　　环境幽静，师资强大（多数教师都是留法回国的），学生热爱，学校天时地利人和皆具。张权铆足劲，开启她的音乐之航。一年后的暑期，张权为追随白俄籍教师马翼（Mar shir）继续学声音，来到上海。马老师曾是旧俄宫廷里的独唱演员兼合唱指挥，他教学严谨，对学生关爱备至。然而马老师年岁已高，身体每况愈下，加之“八一三”战争开始，他的生活也成了问题。张权面临两难，师长教不了，学校回不去。这个时候，上海音专的音乐教授周淑安建议张权考上海音专，她一去又考取了。战争烽火骤起，学子们难以继续学习。张权打听到她的母校杭州艺专已迁移，经浙赣路转到了湘西，已在沅陵复课。于是张权便和同学结伴而行，离开重庆直奔湖南。“在湖南半年多，由于老师没有全来，许多课开不了，主要是靠自学。即便如此，大家都很用功。从杭州带出来的几台琴已破旧不堪，但从早到晚都有人在弹。”国立艺专在沅陵脚跟未定，接下来一波未平一波再起。“这时教育部又频发了什么不合理的命令，我们的校长林风眠先生要离学校，临走时同学们都哭着一路送他到一个木桥边……”

　　学校宣布西迁贵阳，经过近两个月的艰难跋涉，同学们多数到达贵阳。但依然开不了课，张权主动参加了电电合唱队，同时，又去一个小学里教唱歌。1939年2月4日上午，是一个惊心动魄、血肉模糊的日子，也是贵阳老百姓和国立艺专师生们永远无法抹去的伤痛。日机轰炸贵阳，几乎把一座城市炸平。文物精华与建筑惨付一炬，死伤千人。数万难民，风餐露宿，哭声震天，惨不忍睹。艺专部分教师的行李书画化为灰烬，无奈学校再次宣布迁移，“我们像散兵一样向昆明西去”。西迁昆明的路途同样艰辛，遇车祸、遇土匪，张权和同学、老师们在一起，互相安慰、互相鼓励、互相帮助，终于到达昆明。

　　1939年夏，因昆明校舍困难（西南联大等学校迁入昆明），日机又空袭频繁。学校先借昆华中学、昆华小学办校舍，因陋就简，计划招生上课。张权和几位同学趁学校尚未开课，参加了抗日宣传队，到滇西去演出。

　　这次抗日宣传已不是张权第一次参加的演出活动了，国立艺专来昆明前设有4个系：绘画、雕塑、图案、音乐系。迁昆明后，增设建筑系，一年后又将建筑系并入西迁的国立中山大学。20世纪30年代初，由艺专教授李朴园、雷圭元、林文铮和爱好话剧的同学邱玺、程丽娜发起成立了艺专剧社。剧社排演了大量的中外名剧和抗日宣传剧。他们的演出内容鼓舞人心，演出水平高，受到百姓欢迎和社会好评。学校在西迁途中，他们为更好地宣传抗日救国，组成了“抗日宣传车”（后因车辆无着落，实际上并无固定的交通工具），当时参加艺专剧社的大部分是各系老师、学生。宣传车由李朴园任车长，邱玺任副车长，主要成员有沈长泰、徐德先、张权、莫桂新、夏亚一、余继清、麦放明等40余人。那时，日军从金山卫登陆后，艺专师生便离开杭州随校西迁。开始了极其艰苦的行程。途中多次遇到土匪的抢劫，即使在那种困难情况下，“抗敌宣传车”每到一处都坚持工作，贴出宣传画，演出话剧、街头剧、抗敌歌唱，开展多样的宣传活动。途径浙、赣、湘、黔、滇五省，历时一年半，沿途开展抗敌宣传的主要活动，略举如下：

　　学校一到长沙，暂落脚在长沙雅丽中学，宣传车立即开展排演李朴园赶写的改良评剧《李服庸伏法记》，这是一个把评剧动作现代化的新尝试，也是一个整饬军纪、鼓舞抗战士气的戏。在长沙青年会大礼堂上演后，观众群情激奋。戏剧家田汉等人都来看了演出，盛赞我们应用新形式，将民间通俗的评剧与新内容的话剧相结合所取得的良好效果。经湖南沅陵时，首先在城内街道贴出抗敌宣传画，并先后演出了熊佛西著的《中华民族的子孙》、吴铁翼新编的轻歌剧《民族萌芽》和李朴园新编的《金力农》等剧，曾轰动了小小山城。参加演出的主要人员有邱玺、程丽娜、沈长泰、麦放明、张权、莫桂新、梁恕祥、夏亚一等人。此外，为了配合战时文艺工作需要，在艺专1937届毕业班结业前，由抗敌宣传车的主要成员举办了戏剧训练班，培训内容有表演、导演、舞台美术等课目，为战区输送了一批文艺人才。

　　在贵阳，他们借住在城隅的一所教会学校里。立即投入大型改良评剧《三将军》的排练工作，此剧是李朴园在奔波的旅途中赶写出来的，是歌颂台儿庄大捷的题材。当时他们认为到了贵阳这个后方重镇，应该搞一个较像样的大戏，可是，在1938年2月4日，敌机空袭贵阳，将已筹备好的剧场、布景和道具化为灰烬，他们义愤填膺，决定在灾区现场开展抗敌宣传活动。在刚刚清除掉同胞尸体的广场上，演出了讨还血债的活报剧。群众的口号声、受害家属的哭泣声、宣传员的讲演声、合唱队的歌声震撼市空。这是他们宣传车团员们抗战以来，感受最深，心情最激动的一堂爱国主义教育课，令人终生难忘。随后他们为了救济遭受敌机空袭灾害的群众进行募捐，又在一处机关礼堂演出了独幕剧《放下你的鞭子》《朱如玉》等剧，连续三天满座，还加了站票。贵阳遭此浩劫，已无法继续上课，于是学校再次西迁。至此，抗敌宣传车也基本完成了历史使命。

　　张权他们来到了美丽的春城，来不及欣赏滇池的湖光山色，便踏上了宣传抗日的演出途中。她在回忆文章《我学音乐》中写道：“一路上白天赶路，晚上给老乡演出，我们有时一天只吃一顿饭，常常是带点干粮就上路。有一天，我们走了八十多里的山路，到村子天已黑了，我们来不及吃完饭就演出，我演一个难民，怀里抱一个小娃娃，饿倒在路边起不来，确实是起不来了。最后，宣传队在大理休整，我在队里当小先生教唱歌，直到学校通知复课，我们又回到昆明。这一段时间内，无论在思想上、业务上、生活上，都得到了一番锻炼。再次回到学校时，自己感到长大了不少，尤其感到需要学习，需要充实自己，学校能在昆华师范内借几间房子开课是多么不容易。”

　　历经风雨，张权真的长大不少。她和国立艺专的同学们走出象牙塔，无论是体力还是精神都得到了极大的、不同平常的锻炼和提升。“一曲离殇，道不尽人世悲欢；漫道朔风，吹不散亘古风云变幻。”荏苒间流失了一年多读书的好时光，张权渴望知识，渴望尽快安静下来读书。张权的同学吴季鑫在回忆中写到：“在那苦难而丰富多彩的流亡时期，我身边总带着两本世界名著，一本是美国霍桑的《红字》，另一本是《神秘的大卫》。《神秘的大卫》讲述一位享有盛誉的大音乐家失踪后带了他的孩子隐居在人迹稀少的山水之间，终日与大自然为伴，与鸟兽为友，与流水诉衷肠的生活，文笔极为优美动人。我多次把这个故事讲给张权听，把书借给她看。她看过后赞不绝口，说终生难忘。”

　　张权对在昆明读书这段宝贵时间十分珍惜，当时校长滕固求贤若渴，发求助急电邀请极具才学的傅雷先生前来国立艺专任教务员。傅雷几经思考，同意应聘，随即火速从上海启程先至香港，转道越南进入昆明。按傅雷自述：“未就职，仅草拟一课程纲要（曾因此请教闻一多），以学生分子复杂，主张甄别试验，淘汰一部分，与滕固意见不合，五月中离滇经原路回上海。”傅雷到校仅三个月时间，张权却在学校开设的课程之外，找到傅雷学习法文。傅雷学贯中西，除文学外，兼通多艺，对美术与音乐，也不无真知灼见。足见，张权作为学生的聪慧执着，以傅雷为师，受益终身。张劝说：“找到傅雷先生教我法文，把前几年念过的及自己唱过的法国音乐作品中的诗重新学习，傅先生不仅在文学诗歌方面，特别在音乐上给了我极大的教益。那时还有一位美国牧师奥斯古特，他弹得一手好琴，我在他组织的一个歌唱班里学到了不少古典歌曲。我们开音乐会，去电台广播。不久，学校又搬到离昆明不远的呈贡县安江村，音乐系是抗战以来第一次有了系主任——唐学咏先生，另有声乐教授黄友葵先生、钢琴教授程美德、理论作曲教授姚锦新（她因交通受阻未能到校）。上课不久，校长滕固和学生发生矛盾，同学们要把他请走，闹了起来，再次停课，最后宣布学校迁四川璧山。1940年初冬，我们到了璧山没几天，学校把我们音乐系全体师生送到了当时教育部在重庆青木关所办的国立音乐院，告诉我们这是奉命合并。”

　　1947年6月，张权已和丈夫莫桂新同台合作演出歌剧《秋子》轰动山城。她开过独唱音乐会，又在国立音乐学院等大学当了四年助教，做了母亲，但她仍然没有停下追求音乐的脚步。在丈夫的支持下，她告别祖国和亲人，远渡重洋赴美国留学。经过四年多的顽强努力，她于1951年成功举办了毕业音乐会，获得音乐文学硕士学位，音乐会独唱证书和歌剧演员证书。张权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说，她在美国的这几年里，不知道什么叫娱乐，什么叫休息，除了上课和完成作业之外，她只知道工作（当过看护、清洁工，做过图书管理员、剧院领座等杂活），以便挣钱养活自己，坚持学业。是什么力量在支撑她如此艰辛刻苦地学习呢？她说：“我常把自己比喻为一条蚕，不停地吃，吃饱了有朝一日回到故土，好为祖国吐丝结茧。”正是这种一心要报效祖国的诚挚信念，才使她产生坚强的毅力，不屈不挠地艰苦奋斗，不断向艺术高峰攀登；才使她放弃留美机会，怀着“为新中国而唱、为人民而歌”的心愿，毅然回到了她日夜思念的祖国和亲人的身边。1956年，张权主演了意大利歌剧《茶花女》，演出结束，观众对这位用中文演唱的花腔女高音歌唱家给予了很高评价。正当张权在艺术上取得巨大成功之时，她和她的丈夫不幸双双被错划为右派。不久，她挚爱的丈夫又于1958年含冤去世。世道的不公、无情的打击没有摧毁这位意志坚定的艺术家，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她先后在黑龙江歌舞团和哈尔滨歌剧院当演员，并多次举办个人独唱音乐会。改革开放后，张权调回北京，任北京歌舞团艺术指导。1981年，又调入中国音乐学院任副院长，声乐歌剧教授，从此转入专职的音乐教育家。1992年因患肺癌不幸去世，享年79岁。

　　有专家这样评价张权：“张权是我国著名声音表演艺术家，声音教育家，是我国近现代声音史上的领军人物之一。其声乐造诣很深，擅长演唱西洋歌剧及艺术歌曲，曾在《秋子》《茶花女》《兰花》等多部歌剧中饰演主角。也善于演出中国的艺术歌曲，如《我住长江头》《玫瑰三愿》等。张权的演唱包含了西洋美声唱法的技术和中国民族传统声乐中的艺术精华。她通过一生的学习和实践，成功地将西洋美声唱法与中国民族民间唱法相融合，并提出创建中国声乐学派的伟大理念，为中国声音艺术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中央电视台《音乐人生》栏目中提到，“她大胆建议创办了音乐节‘哈尔滨之夏’；她是在夹缝中艰难生存的声音表演艺术家，她的一生都在为执着热爱的音乐坚强奋斗。她是一位有前瞻思想的音乐家，她的音乐道路纵然坎坷，但她的声音却始终属于人民。她就是引领灵魂的歌者——张权”。

　　春城昆明是这位歌唱家艺术的启航地，也是她一生都无法忘却的福地。

　　（作者系民进云南省委会原副主委、昆明市委会原主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