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楚波：将教育进行到底（一）
将教育进行到底
86年，这是人民教育家徐楚波的一生。对浩瀚的历史长河来说何其短暂，如宇宙沙尘倏忽一瞬疾速掠过。86年，又何其漫长，足够一滴水穿透磐石。
24岁从师范学校（史地专修科）毕业后，他鞠躬尽瘁，接下来的六十多年岁月都奉献给了基础教育事业。“一枝一叶总关情”，无论是解放前在家乡河北威县任教育局局长，在天津中日中学、北京师大女附中等校教书，还是北平和平解放后，数十年如一日地建设历史名校北京一中，他都理想高远，信念坚定，无限忠诚于和热爱中国共产党的教育事业……
他生之善良，本分守己；热情专注，行之坦荡。他那非叙事音乐般的一生，随意撷取一个片段，都折射出“一个人像一支队伍”般轻骑兵的激情豪迈。“呕血心事无成败，拔地苍松有远声”，若把生命拿琴弦作比，他竭尽全力奏响最美的乐音，有韧性，也有定力，直至生命的最后，也要将教育进行曲进行到底，不啻为一首化做绝美的音符流传后世的“天鹅之歌”。
天津中日中学里的抗日课堂
徐楚波（1896—1982），原名步湘，籍贯直隶（今河北）邢台威县，出生于高公庄乡西平村的一个地主家庭。
青年时期徐楚波就追求进步、追求真理。1920年从保定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他曾在河北和江西任中学教员。1923年，受同学的邀请，为改变家乡的教育面貌，他担任河北威县教育局长。
在任期间，他致力于新教育，积极宣传进步思想。1926年河北省立第四师范因闹学潮被省长王涿斌命令解散，威县籍学生王亚平（又名王全福）被迫回到故乡后，创办了平民学校，组织了“友声社”，并在油印刊物《友声》上发表了题为《奴化欤？赤化欤？》的文章。1927年威县地方守旧势力以“宣传赤化、蛊惑青年”为由，借此打击教育界的进步力量。县议会勾结豪绅，一路告到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那里。徐楚波首当其冲被指控为共产党而被捕，其余四人也锒铛入狱或遭到通缉。
保释出狱后，徐楚波愤然离开家乡威县，在河北、天津等地任中学教员，讲授历史、地理，其中包括在天津中日中学任教。天津中日中学主要在天津日租界招收在日本领事馆及警察署等机关工作的华人子弟。该校对学生思想控制很严，1927年以后增添了经学课，灌输封建道德思想，灌输忠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思想教育，此外还增设了由日本驻屯军的军官担任教官的军训课。但是1929年秋至1930年春，徐楚波同从保定高等师范学校毕业的教师王振华（中共党员）、谢台臣（中共党员）与徐楚波可谓“一人歌唱、三人相和”，搅动了这一潭死水。学生们走出校门参加了反对日本侵略的示威游行。学校当局在总领事馆的授意下采取了严厉的镇压手段，一次就开除了30几名学生。
自此以后，当局加强了对学生的思想钳制。尽管如此，徐楚波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热情宣传抗日主张，教育学生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道路。许多学生在他的影响下投身革命。有的日籍学生，受他的影响，也开始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如1981年受北京大学邀请来我国讲学的小峰亲王就是当年的学生，小峰来京后亲自到徐楚波家中拜见老师，畅叙在校期间的师友之情，并在他去世后向其家人来信问候致意。
后来，王振华、范至南、徐楚波等进步教师也被解聘。这激起了多数师生更大的义愤。大部分学生在学生会的组织下到全市大中学校进行串联，散发联合罢课的传单，后来又捣毁了诽谤学运的“天津康报馆”。此举震惊了京津。
地理课上的“政治老师”
1938年，徐楚波到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今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任教。师大女附中历史悠久，严格选聘学识渊博、品德高尚的教师，因此在当时常能摆脱国民党政府反动教育制度的束缚，做出一些高于其他中学的成绩，使学生在德、智、体诸方面得到比较全面和正常的发展。1942年中国共产党组织在学校建立，师生的民主活动更为活跃。学生们“在语文课上体会屈原忧国忧民之情，在历史课上聆听岳飞、文天祥的英雄事迹”，“地理教师徐楚波每次上课必讲十分钟的时事，低声介绍苏联的情况，听着窗外有脚步声，立即‘言归正传’”。受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许多学生奔赴抗日根据地。
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国民党当局坚持反动独裁统治，于1946年发动了全面内战。国民党的倒行逆施不得人心，内战爆发后徐楚波在讲正课之前“总要先讲讲国内外形势”，“先给同学们讲些国际、国内无产阶级斗争情况”，引发学生对时局命运的关切、生命价值的思考，大家都很喜欢他。“随着他那安详、不动声色的带有山东口音的讲述，我们知道了苏维埃、社会主义选举和列宁的名字。在黑暗的现实中，唤起了我们对光明的憧憬和向往，引发了争看邹韬奋《萍踪寄语》《忆语》和高尔基《母亲》等的狂热”。
1946年9月，甫一开学，国民党就责怪政府师大女附中校长李抒纯“统治学生无能”，以“办校不力”为由将其解聘，由伪国大代表石砳磊取而代之。此人一上台首先就解散了学生自治会，接着就解聘了徐楚波、杨荣竹、赵熙廷与曹绮雯四名进步教师。
之后，徐楚波相继在北平市立一中（今北京一中）、辅仁中学（今北京第十三中学）、大同中学（今北京第二十四中学）、成达中学（今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等校任教，颇有声望，被称为“不是教授的教授”。在当时的中小学界，徐楚波备受瞩目（“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地理教师徐楚波先生，他总能从地理学的不同角度把课文引到战争发展趋势这一学生们最为关心的重大政治课题上来”），正如在暗夜里鸣叫的那一枚小小的精灵蟋蟀，“鸣不失时，信也；遇敌即斗，勇也；重伤不降，忠也”。
他的一腔孤勇，启迪着一批又一批莘莘学子的心灵，唤醒着国人愁肠百结的灵感心性，同时也牵动着中共负责人的神经。时为中共北平城工部中小学教员工作委员会负责人薛成业（化名李青、老卞）深知，“有些进步教员，如徐楚波在课堂上就公开讲日本必败、蒋介石必败，八路军必胜，人民终将战胜罪恶。师生们称他‘准八路’，这是公开的左倾分子”。鉴于当时已有老师因此遭受三青团分子的毒打、恐吓，薛成业找机会“对徐楚波说，你教育了不少进步同学，但应注意方式、方法”，已过四十不惑之年而勇知天命的徐楚波回复道，“敢聘用我的校长都知道我不是共产党。他们表示为难，不敢再用我时，我就换个学校”，表现出大无畏的气概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徐楚波也曾向薛成业和久已认识的艾大炎（曾用名艾秀峰）表示自己想前往解放区的愿望，艾、薛二位却鼓励他继续留在北平。随即，他被第一批吸收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教育工作者联盟”，一面从事教育工作，一面从事民主革命活动。在课堂上，徐楚波公开揭露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宣传解放区的进步。在课下，他组织各种活动，鼓励和支持学生投奔解放区，参加革命。在这段时间，他多次被列入黑名单，受到监视，屡遭解聘，并数度逃往外地任教。然而他一旦登上讲台即坚持宣传革命主张，不但给学生传授以知识，而且教学生走革命道路，表现出一个民主战士的坚贞气节。
近朱者赤，广大同学获得加持，自我赋能，认识到要建设自由幸福的中国必须把自己的斗争紧密地和全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联结在一起，和全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国难关头，他教过的学生中有许多乘混乱之际离开陷城，有的不畏艰难险阻通过重重封锁线奔赴革命圣地，有的在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下南下大后方或各个战区前线，还有的接受共产党组织的安排同城内的地下组织密切配合，都为解放战争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作者系民进北京市委会出版传媒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外国语大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编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