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条的院子里有两棵垂丝海棠，北京人唤作“西府海棠”，就是《红楼梦》中说的“女儿棠”。花树也有灵性，“文革”初期没人照料，海棠逐渐枯萎；后来人逐个回来了，它才恢复了精神。每年四月中旬，父亲就掐着日子盼两棵海棠开花：为的选定一天，让满子略备酒菜，请伯祥、颉刚、元善、平伯四位先生同来赏花。都是八十上下的人了，虽然都长住北京，聚会一次也不容易。看他们须眉皆白，说古论今，常因耳朵背而相互接错了茬。满屋子欢声笑语，倒冷落了窗外那两棵已经绿肥红瘦的女儿棠。一九七五年，父亲特别性急，把日子订在了四月十九。没想到这一年春寒料峭，到了那天，只向南的枝头绽开了三五嘟噜。父亲懊恼也来不及了，伯祥先生已经由六姐汉华搀着，进院子来了；接着来的是平伯、元善两位先生；颉刚先生由夫人伴同，最后到。大家都抬头看花，不知瞅没瞅见那几簇躲在碧绿丛中的嫩红。三午拿出相机来特地给祖父辈摄影，作品中有一幅，后来题作《五老图》。

　　五老数伯祥先生年纪最大，已八十又五。留下了这幅《五老图》，他跟颉刚先生都没再来八条。颉刚先生常有病，常住院出院，父亲掐不准日子去探望他。伯祥先生患老年性气喘和白内障，不是住医院治得了的，老人家也不肯住。父亲平均每个月去看他一回，出门前先打电话联系。十二月九日去过一回，十六日晚接到六姐电话，说她父亲想念得厉害，盼望我父亲去看他老人家。第二天上午，父亲由满子陪着去了，两位老人家闲谈到十一点。天下起微雨，满子借了把雨伞，搀扶着父亲告别出来，伯祥先生还在窗口上喊：“路上滑，慢点走。”廿九日，满子去还伞，半天才回来，说伯祥先生进了首都医院，暂时安排在大病房里；医生说是肺炎，心力减弱，脉搏过速。我下午赶去探视，医生正量血压，伯祥先生直瞪着眼睛只是喘气。润华兄告诉我：医生说如果心力恢复，还不至于危险，已注射过强心剂了。我回家如实告诉了父亲，说等明天他们家里来了电话再说吧。没想到一整天没等着电话，打去也没人接。父亲说明天非亲自去医院不可，没人陪伴，他就一个人去。除夕一早，汉华姐来电话了，满子接的，说她父亲已于昨夜逝世，托我父亲转告几位熟朋友。不想父亲在卧室里已听到声音，蹬蹬蹬出来，走到电话跟前，抢过话筒又不知怎么说好，把话筒仍塞在满子手里，呆呆地等她打完了电话，才长长地叹了口气。

　　逝者如斯，过了除夕就是元旦，父亲接着记一九七六年的日记；日复一日，转眼又到了除夕。父亲记完了又一年的日记，添了句结束语：“今年为变化极大之一年，而结果则举国欢畅，此可记也。”这个“可记”，当然是永志不忘的意思。一九九三年初冬，《新文学史料》为第二年纪念我父亲百岁诞辰索稿，我记起了父亲特地添上的结束语，记起了这是“变化极大”，“而结果则举国欢畅”的一年，于是把父亲这一年的日记全部抄了下来，以《一九七六年日记》为题，让他们连载了四期；第二年又作为《北游日记·片断之七》编进了《叶圣陶集》第二十三卷；如今写《父亲长长的一生》已是第三个回合了。何不抱拳拱手，向读者们道个歉，说句“欲知后事，第二十三卷分解”，一个虎跳豁了过去，不就结啦。过细一想可不成，读者所以看《父亲长长的一生》，目的之一，就是想知道在这变化极大的一年中，我父亲是怎么过的。即使平淡无奇，也还是想知道，只要真实就成。如今我依此原则，试作父亲这一年日记的简明摘要。而开头一段，得先把伯祥先生的丧事交代完毕。

　　一月三日，“平伯书来，言其闻伯翁逝世，欲往小雅室而家人尼之，乃写一挽联令其女送去，辞至凄怆。”四日，“清华之子和汉华之子偕来，携来伯翁悼念会上之答谢辞稿子，嘱余过目。余为提若干意见，俾自去修改。”六日，“到建国门哲学社会科学部……盖为伯翁之治丧委员会开会。……历一小时有余。叔湘偕余往访平伯，坐半小时许。平伯尚觉腿软，其他似已无甚病象。”七日，“晨八点，偕至善满子同载，过元善寓，与共往八宝山礼堂。王家诸人先到，而吊客则我人最先。……候至九点过，入礼堂举行追悼会。林修德主持，何其芳致悼辞，王润华致答辞。于是至后面陈遗体之室，未入室而闻家属之哭声。于伯翁之遗体绕行一周，从此永别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