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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漱渝:缅怀恩师李霁野

发布时间: 2024-04-29
来源: 中国艺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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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霁野(1904—1997),安徽霍邱人,著名的文学翻译家、作家、诗人、鲁迅研究专家。他是民进会员,曾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天津市文联主席、名誉主席,南开大学外语系主任等职。

  霁野老师去世之后,我写了四篇纪念文章,主要的意思都在文章中表达了,不想再照本宣科,在这里只补充几句。我当过十四年中学老师,经过包括霁野老师在内的一些前辈、朋友的帮助,才走上了鲁迅研究的道路。我对他们常怀感恩之心,因为他们帮我点燃了希望之火,走出了“文革”时期最幽暗的生命隧道。我认为这是一种正常的人性,并不能证明我这个人特别尊师、特别怀旧、特别惜缘、特别知情。如果对在人生转折时期帮助过自己的人以怨报德,这才是一种人性的扭曲。霁野老师特别提携我,关爱我,甚至在我做错了事让他特别生气的时候仍然原谅我,也并不是因为我有什么过人的才华,无非是我无意中发现了一封书信和一份清单,证明未名社结清了鲁迅的版税,使霁野老师不至于蒙受欠鲁迅钱的不白之冤。现在弘扬传统道德,“投桃报李”就是一种传统道德。

  过去我把翻译看得比创作和研究简单,其实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它不仅是一种文笔的转换,而且是一种观念认知和价值选择。

  李霁野老师广为人知,主要是因为他是鲁迅培养下不断成长的一位著名翻译家,而在他翻译的近二十部作品中,影响最大的就是英国作家夏洛特·勃朗蒂的《简·爱》。据说,廖静文17岁就读过这个译本,后来有人劝她不要嫁给多病的画家徐悲鸿。她表示,纯洁善良的简·爱能够嫁给年纪比她大、眼睛又失明的罗契斯特,她为什么就不能嫁给徐悲鸿呢?这只是一个小例子。据说毛泽东也读过这个译本。当然不能因为毛读过就证明这本书翻译得特别好,但却能说是这本书影响广泛,因此才有机会多次重版。

  过去我把翻译看得比创作和研究简单,好像只要能懂外文就能够对译,其实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它不仅是一种文笔的转换,而且是一种观念认知和价值选择。在霁野老师翻译的《简·爱》出版之前,就出版了伍光建翻译的《孤女飘零记》,也就是《简·爱》的另一个译名,霁野老师肯定看过这个译本。大家知道,伍光建跟严复、林纾一样,都是中国翻译界的开山祖师,不过严复、林纾都是用文言文进行翻译,伍光建是用白话文进行翻译。伍光建翻译面广,多达130多种;数量又多,大约有一亿字,当然功不可没。而且他早有机会到西欧、美国考察,英文基础应该打得比较好;不像李先生,先出书,得了稿费,才有机会出国。茅盾曾经写过评论,认为伍译本和李译本各具特色:伍译本有删节,适合一般读者读;李译本忠实于原文,适合文艺青年读。我以为茅盾这个评论比较表面化。伍译本的问题并不在删节。《约翰·克里斯朵夫》也有缩写本,但保留了原著的精华,而伍译本却对原著中的景物描写和人物描写做了大量删节,视为冗文赘笔,而不了解其中体现的宗教寓意。伍译本还把原著中的“修女”译为“尼姑”,“天使”译为“仙女”,“精灵”译为“神仙”,这就混淆了佛教、道教和基督教的界限。从这个意义上是否可以认为,伍光建其实对《简·爱》并没有完全读懂?我认为,李译本远远超过伍译本,这应该是毫无疑义的。此后《简·爱》又有了祝庆英、吴钧燮、黄源深等人的译本,各具特色,符合鲁迅提倡的“重译”精神。霁野老师对此后的译本十分尊重,丝毫没有“文人相轻”的狭隘心理,这也是十分可贵、十分难得的一种品质。

  说莽原社与未名社的关系至今还“打了一个悬而未解的结”,其实这个问题应该说早已经澄清了,结早就解开了。

  不久前,有媒体多个版面刊发了研究未名社的文章,这应该跟纪念李霁野先生诞辰110周年有关(编者注:本文发表于2014年),是一种可喜的动向。不过有些文章似乎连一些基本的史实都还没搞清楚。比如开篇之作题为《文学史中的未名社》,说莽原社与未名社的关系至今还“打了一个悬而未解的结”。其实这个问题应该说早已经澄清了,结早就解开了。

  所谓“莽原社”只是出版《莽原》周刊时对外采用的一个名称,“莽原”二字是从一部字典上随手翻来的,并无一个正式的社团和纲领。1925年4月下旬,《京报》原有的《图画周刊》(第五种)团体解散,不能继续出版,故以《莽原》周刊取代。编辑者为鲁迅,主要协助者为高长虹和荆有麟;李霁野、台静农、韦素园、韦丛芜在鲁迅看来只是“声援者”。作者们的共同追求无非是“率性而言,凭心立论,忠于现世,望彼将来” ,开展“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从1925年4月24日至同年11月27日,《莽原》周刊共出版了32期,除鲁迅外,未名社成员在该周刊共发表了二十篇文章和译作。《莽原》周刊发行时,未名社尚未成立。

  未名社成立于1925年夏天,是以鲁导为精神领袖的一个青年文学社团。正式社员共六人,即鲁迅、李霁野、台静农、韦素园、韦丛芜、曹靖华,其中有四人是安徽籍的同乡好友。曹靖华是河南人,但因为跟韦素园同赴苏联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关系亲密,故也成为了该社的成员。“未名”社的“未名”二字不是“无名”,而是“还未想定名目”,虽无纲领,但以翻译为事业中心。未名社系合资创办,鲁迅掏了350元,其余五人各掏50元。该社经营不善时,鲁迅正式宣布退社。所以未名社组织比较严密,成员十分明确,成果比较丰硕,活动时间也相对长,这些都是“莽原社”无法相比的。《莽原》半月刊(1926年1月10日至1927年11月25日,共46期)和《未名》半月刊(1928年1月10日至1930年4月30日共24期)都是未名社的期刊,高长虹、向培良等只是《莽原》半月刊的投稿者,跟《未名》半月刊则毫无关系。

  作为鲁门弟子,鲁迅去世之后霁野师含着感激的热泪写了不少回忆、悼念的文章,流传最广、影响最大而又引起争议的有两段话。

  作为鲁门弟子,鲁迅去世之后霁野师含着感激的热泪写了不少回忆、悼念的文章,散见于《李霁野文集》二卷所收的《纪念鲁迅先生》《华诞集》《旧怀集》。但最为集中、最具史料价值的无疑是《鲁迅先生与未名社》一书。这本书全是霁野师的亲见、亲闻、亲历,为研究中国现代社团史和文学史者所必读。在霁野师回忆鲁迅的文字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而又引起争议的有以下两段话。

  1956年8月25日,为纪念鲁迅逝世20周年,霁野师写了《鲁迅先生两次回北京》一文,回忆1929年5月鲁迅回北京探亲时,霁野师问鲁迅是否入了党。鲁迅说“并没有,不过他觉得马克思主义是最明快的哲学,许多以前认为很纠缠不清的问题,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一看,就明白了。”“不过鲁迅先生最讨厌空嚷嚷的,他多次说到,要建设真正的革命文学,必须先有实践的生活,必须脚踏实地地介绍些可供参考的文艺理论和作品。”我认为霁野师的上述回忆是可靠的,并没有拔高或神化鲁迅。这可以用鲁迅1928年7月22日致韦素园信来印证。鲁迅在这封信中写道:“以史底唯物论批评文艺的书,我也曾看了一点,以为那是极直捷爽快的,有许多昧暧难解的问题,都可以说明。但近来创造者一派,却主张一切都非依这史观来著作不可,自己又不懂,弄得一塌糊涂,但他们近来忽然都不响了,胆小而又要革命。”“史底唯物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另一提法。可见鲁迅1928年使用的书面语言跟1929年使用的口语,表达的意思完全一致。

  近些年来,被一些论者频频引用的还有霁野师回忆录中的另一段记载:“最后相见时,我们谈起深为我们怀念的F君,先生自己并不提这件事,却只说到他的诚实。讽刺着当时的‘革命文学家’对于自己的攻击,先生故作庄重的向F君说,你们来到时,我要逃亡,因为首先要杀的恐怕是我。F君连忙摇头摆手的说:‘那弗会,那弗会!’笑声在耳,先生却已长逝。” (《忆鲁迅先生》 , 《鲁迅先生纪念集》 ,第68页,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1937年初版)鲁迅提到的“F君”,就是党员作家冯雪峰。霁野先生的此文写于1936年11月11日,鲁迅刚刚去世时,完全真实可靠。不过有些论者之所以对这段回忆有浓厚的兴趣,是想以此证明鲁迅晚年已对共产党产生了幻灭,对共产主义文化产生了幻灭。我以为这种理解是错误的。其实霁野师的回忆录写得很清楚,鲁迅所说的那些恨不得要杀他的人,指后期创造社和太阳社的‘革命文学家’ 。他们把鲁迅视为“封建余孽”“法西斯蒂”“二重反革命”。但这种极左的倾向已经受到了中共中央的批评,并在筹组左联的过程中进行了纠正。1976年6月15日,霁野师又写了一篇《我和鲁迅先生最后一次会晤》,回忆1936年初夏他拜访鲁迅的详细情况。这篇文章介绍了鲁迅当时对十月革命道路的向往,以及对中国革命前途的乐观信念。这些内容在上世纪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是不能公开发表的,可以作为《忆鲁迅先生》一文的必要补充。

  霁野老师是1997年5月4日去世的,享年94岁。我结识他时,他刚过古稀之年,在我心目中就已经是很老很老的老人了,因为他还在风华正茂的时候,就给鲁迅留下了“头发和胡子统统长得要命”(《忆韦素园君》)的印象。一眨眼,我也到了毛泽东所说的“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的岁数。我想,一个人寿命的长短往往不是自己所能操控的事情,但只要真诚地工作了一生,做了时间、环境和个人能力所能做到的事情,就可以坦然地说一句:“我竭尽了自己的努力!”

  (作者系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鲁迅博物馆原副馆长,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名誉委员,中国鲁迅研究会原副会长兼秘书长。)

作者: 陈漱渝
责任编辑: 张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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