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后期，父亲把一九四五年年底到第二年二月初旬，从重庆回上海的日记抄在一个练习本上，供伯祥先生消闲。姜德明兄不知怎么知道有这么个手抄本，一定要借去看，还一定要发表。我父亲拖到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初才答应，以《东归江行日记》为题，写了篇“题记”。德明兄拿去，发表在第二年的头两期《大地》上。《大地》是以文人为主要对象的期刊，那时这样的期刊还不多，好多朋友看了我父亲的日记都说好，老人家自然高兴。德明兄为人作嫁，又先后代《人民文学》和《收获》约稿，也要我父亲的旧日记。那段时间，至诚恰好在家里，父子三个就翻阅日记本，挑选内容方面和文字格调不尽相同的片断。最后选定出自一九四九年年初，父亲母亲离开上海，转道香港到北平的一段，取名《北上日记》；一九六一年七月底边到九月下旬，父亲参加文化参观访问团，去内蒙古自治区的一段，取名《内蒙日记》。两段日记由至诚抄录下来，父亲做了校订，都写了“题记”，六月上半月，先后向德明兄交卷。德明兄又说，有个花城出版社，要把我父亲整理好的三段日记集在一起出版，老人家想必同意。他已代约曹辛之先生在绘制封面，只是少个书名。我父亲说：“就叫《日记三抄》吧。‘抄’字在这里，过去一向用‘金’字旁。现在简化了，得用‘提手’旁。”一九八二年年初，《日记三抄》的样书寄到了，薄薄的本子，辛之先生绘的封面以淡雅胜，老人家很中意。那一年冬季，又有《蓉桂之旅》——一九四二年那趟从成都去桂林的往返日记，发表在《新文学史料》上，我父亲也写了“小记”。

　　七十年代后期，金林兄就常来看我。他在各个图书馆尘封的旧报刊堆里找材料，发现了些什么，就像见着矿脉露了头，兴冲冲地跑来了，像是炫耀，又像是报喜。有时候还真个解开了在我心中藏了半个多世纪的疑团。如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六日的青云路惨案，我那时没满八岁，分明记得有这么回事，却连到底发生在哪一年都说不清楚。是金林兄找来了我父亲在当晚写的报道——《“同胞”的枪弹》；是父亲听我念了他自己写的报道，才陆续回忆起了当时的若干细节。要不，在前头，我不可能把这件惨案交代得这样有头有尾的。这是后话。由于金林兄发掘不止，我和至诚知道，父亲有许多散文没编进集子，因而后来的选家和评论工作者选来选去，评来评去，总是《藕与莼菜》《没有秋虫的地方》那些篇目；后来出了本《小记十篇》，又尽在这十篇中打主意。兄弟俩都认为这种现象不太好，应该改变，跟父亲说了。他老人家说情形确乎如此。我和至诚又说，商金林找来了这许多没收进过集子的短文，内容各式各样，编两本集子也绰绰有余，我们很想试一试。

　　个把月来，兄弟俩跟父亲喝酒的时候老这样磨。老人家终于被说动了，说那时候年纪轻，好发表，跟现在的青年一个样。思想当然不成熟，但是要什么样才算成熟，其实也说不清。从前人年纪大了，自己花钱刻了部文集，又自谦为“少作”。既然是“少作”，是不成熟的，为什么又要刻了印出来呢？老人家说他怕的是语言太不成熟。如今语言已经有了约定俗成的规范标准。早年写文章反对写文言文，用的却是半文不白的语言，还夹杂着当初那些蹩脚译文的语法和词汇，夹杂着家乡的许多土话，是苏州人就免不了搀进些苏州话。这样的文字，他自己读着也感到别扭。……兄弟俩早知道他老人家必定又是这一套，就说我们已经想好了，选定了用哪些篇，让至诚用大字抄下来，请老人家自己修改一遍，能对付目治就成；定要达到念起来顺口，听起来入耳，就太吃力了。老人家同意就这么办。家里又成了个手工业作坊，分工并不如说的那样明细。文篇按年份编排，从分量看得分成甲乙两集，正好以一九四九年九月底作为界线。写得越早的改动越多，尽可能只理顺文字而不变动意思。在“甲集”中，几乎各篇都注明了改动的日期。父亲那时集中精神，一天也至多只能改完一篇。四川人民出版社的编辑登门约稿，见我们父子三个正忙着，就说定了《叶圣陶散文甲集》让他们出版，一九八一年年底交稿，一九八三年春季见书。“乙集”中的各篇几乎用不着改动，一九八四年五月完工，交给了范用先生。三联的工作效率固然高，《叶圣陶散文乙集》年底就见书了。那时候，父亲他老人家已经八十九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