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各省市的教育出版社，掀起了一个争相出版个人全集的高潮。一九八六年十月，我父亲九十二岁生日的前几天，江苏教育出版社的吴为公、缪咏禾两位先生来看我父亲。他们说到了两件事，一件是找到了乔森兄，已约定《朱自清全集》由他们社出版。这可替我父亲搬掉了压在心上的一块石头。一九四八年八月，佩弦先生病逝，浦江清、吴晗、俞平伯等几位先生跟我父亲商量好，紧跟在《闻一多全集》之后，仍由开明出版《朱自清全集》。一九五二年春天，才商定收入全集的遗著二十六种。可是这时候，图书市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广大读者如饥似渴地吸收新思潮。政治小册子是非读不可的，那是生活和工作的指南；学理论，有大厚本的《干部必读》；文艺作品，也非看苏联来的、解放区来的不可。几家私营大出版业都门可罗雀了，虽然知道是暂时现象，这“暂时”可真有点儿难熬。两百来万字的一部全集，印出来堆在哪儿呢，更要命的是没有资金可供周转了。开明于是跟全集的编委们商量：“全集”以后再说，先选出十二种，编一部称作“文集”的简编做个交代。我父亲很不情愿地，代《朱自清全集》编委会拟了一篇《题记》——《朱自清文集》的《题记》。老人家没想垂暮之年，会有人代他还了这笔三十四年前许下的虚愿；只可惜迟了八个月出版，没能让他老人家看上一眼。

　　为公和咏禾两位说的第二件事，就是约我父亲的集子。老人家说自己比佩弦先生差远了，在学问上没下过功夫，不配出大部头的个人的集子。两位避开了顶牛，说他们想请我和至美、至诚当主编，因为看了才出版的甲乙两集散文，知道兄妹三个是足以胜任的。对这两集散文的选编，老人家确实比较满意，就说：“那么你们商量吧。我听不清楚，坐在这里也是打瞌。失陪了。”至诚把老人家扶进了卧室，约稿重新开始。在书名上就碰上了疙瘩：叫“全集”好呢还是叫“文集”好？“全”，分明是做不到的。自古以来，也没有哪本“全集”真个没有佚文的。叫“文集”，是不是还打算出本“画集”？一时决定不了，暂且放下。后来请教泗原先生，他说叫《叶圣陶集》就好，古来的个人集子都是这样取名的。集子中的诗词和用文言文写的稿子，泗原先生答应都帮我们看一遍。五个人当时接着在内容方面大致做了个估计。文学方面共十卷：小说三卷、儿童文学一卷、散文三卷、诗歌一卷、谈创作一卷、谈鉴赏一卷。还有教育、语文教育、文字语言改革、编辑出版，加上日记、书信，十卷一定打不住，小一半的稿件还得请金林兄帮忙寻找，只得编到后头再说。争取每年编出四卷来付排，五年六年或许可以完成。

　　最后也谈到了稿酬，我和至美、至诚都没提出意见，反正出版社按的是出版管理局定的标准。这笔稿费怎么个用法，倒是非请老人家点头不可的。一九七九年年底，出版工作者协会成立，我父亲写了四首七绝祝贺。后来陈翰伯先生提议创办出版者之家，我听了，回家就跟父亲说了，老人家非常赞同。版协请老人家写块招牌，他提起笔来，写了“出版者之家”五个字。我跟至美、至诚说，《叶圣陶集》的稿费，就全部送给出版者之家吧。他们都同意，我才跟父亲说了。父亲当然同意，还说，“我们一家，连你们的母亲在内，就是个出版者之家。”出版者之家拖了好几年，才在三联新建的大楼顶层挂牌开张。《叶圣陶集》逐年的稿费，由民进中央的财务科保管着，一共攒了二十好几万，过了我父亲的百岁诞辰，等收齐了最后一笔，才一并送去。这又是后话了。

　　为公、咏禾先生完成了约稿任务，回南京去了。我们三个就动起手来。父亲看着我们抄写编排，不但帮不上忙，连说个话的人也没有了。有一回摸进我房里，坐在我右手边让客人坐的那把椅子上。我放下手中的笔，习惯性地站了起来。老人家忙说：“你写，你写。我只随便坐坐。”耽了会儿，叹了口气，又唠叨说：“没有一篇像样的东西，抄它干什么。”我又放下了笔说：“可不能这样说，我念一篇短的你听听。”我念的是《一个朋友》，念完了问老人家：“怎么样？是廿六岁写的呢！”老人家说：“倒还有点意思。”我说：“跟至诚在成都写的《看戏》一样活泼，而意义要深刻多了。”父亲浸润在回忆中，不再说什么了。

　　《叶圣陶集》的头四卷发稿及时，调度得当，四册精装四册平装，居然赶在一九八七年十月，老人家过最后一个生日之前出齐了。为公、咏禾两位先生又特地赶来祝寿，把新出的书捧到老人家手边。老人家脱下手套，挨本抚摩了一遍，没立时翻开来看，微笑着嘀咕了一句：“等我死后再出也来得及嘛！”老人家也不想一想，我们子女三个都是六十出头奔七十的人了，不得不见缝插针地干。至诚就没能干完，一九九二年九月廿三，他过早地离开了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