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圣陶先生的文献资料目前已经得到了较好的整理与研究，《叶圣陶研究资料》上下卷、四卷本《叶圣陶年谱长编》以及二十六卷本《叶圣陶集》的出版，可谓实现了叶圣陶文献保障系统的集大成。但特殊时期（如少年时期、抗战时期）或特殊形态（如演讲稿、书信）的文献史料尚存散佚的情况，仍有钩沉辑佚的空间。自2004年《叶圣陶集》第二版推出以来，以笔者目力所及，马国平、黄艳芬、李朝平、周长慧、鲁毅、凌孟华等学者先后发现了叶氏的如下佚文：《学作文的途径——读鲁迅〈人生识字糊涂始〉》《读〈呐喊〉》《写作以前》《句读琐谈》《自学与成功》《说“的”“底”“地”》《关于写作的两种误会的见解》《陈生》《语文学习浅说》《小说与记叙文》等。

　　其中，小说《陈生》是叶圣陶“鸳蝴”时期的一篇文言短制，即其日记中提及、研究者认为“没有得到发表”的《反求诸己》。披露者鲁毅表示：“他还有不少早期作品未能浮出历史地表，这有待新史料的发现，以此推进叶圣陶的研究。”根据诸多线索，笔者在翻阅民国报刊时又找到叶圣陶1914年的三篇文言短篇小说，现刊布于此，并就其学术价值略作评述。

一、小说《暮钟断韵》

　　在1914年4月6日的叶圣陶日记中，明确记载写就一篇题为《暮钟断韵》的小说。《叶圣陶年谱长编》据此记录了1914年“4月6日作成文言小说《暮钟断韵》。（日记）”。然而，此作长期以来有目而无篇，其故事内容与发表情况均无人知晓。通过搜检，笔者发现《暮钟断韵》刊于民国三年（即1914年）7月1日上海《中华小说界》第1年第7期，署“蕣桃”。该刊1914年1月创刊于上海，由中华小说界社编辑发行，中华书局印刷，实际编者为沈瓶庵。

　　《中华小说界》是民初影响较大的一份通俗期刊，汇聚了周瘦鹃、包天笑、刘半农、徐卓呆等撰稿人。1914年3月15日的叶圣陶日记中有“晚归后读新购《小说界》，尽其全帙”的记载，这里的《小说界》应即《中华小说界》，说明创办不久的这份期刊已进入了叶圣陶的阅读视野。再从“尽其全帙”来看，刊物内容显然符合叶氏当时的口味。不难想见，作为文学青年的叶圣陶时常购阅此刊，并将自己写好的作品《暮钟断韵》付邮投寄，获得发表。所用“蕣桃”这一笔名初看似觉冷僻，但细加辨察，可知系由“圣陶”谐音而来。蕣为木槿花，《诗经·郑风·有女同车》诗云：“有女同车，颜如舜（蕣）华”，即用木槿之花来形容美人颜容。“蕣桃”以两种花木作为署名，是沿袭了通俗文人的路数。据目前来看，此笔名可能仅用过一次。

　　这篇小说以第一人称的口吻，叙述了一个已婚女性遭丈夫猜疑与误解后选择自缢以示清白的家庭悲剧。“我”因见隔壁王生与王母孤苦伶仃，食不果腹，遂生同情之心，将自己的发钗赠予他们，以助其渡过难关。丈夫归家后发现妻子发钗已归他人，大为震怒。他不仅不听信“我”的实言，而且醋意大发，认为“我”对王生的俊美有觊觎之意。作为名门之女，蒙冤受屈的“我”不堪其辱，终以自裁的方式来表明自己的忠贞不二。

　　小说对故事情节发展过程的描述十分简洁，而用较多笔墨渲染了“我”赴死前对两个幼子难以割舍的痛苦心理。面对正在梦乡、粉雕玉琢的两个爱子，未丧母性的“我”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之中。一方面，“我”明白自己死后，丈夫一定还会再娶新妇，两个孩子很可能会遭受后母的虐待和父亲的轻视。一想到此，母亲不免心生担忧。“我”假想出一幅“无母之儿，罔人怜惜”的悲惨图景，不禁悲从中来，欲死之心有所动摇。另一方面，想到丈夫还将继续恶语相向，冤情难诉，必死之心再燃。应该说，小说对于女主人公自缢之前极度矛盾、哀痛的复杂心情的描绘是颇细致入微、真切感人的，显示了作者把握人物内在心理的杰出能力。

　　小说虽讲述了一位女性遭受丈夫疑忌后自决于世的惨剧，但对于悲剧的根源似乎并无意予以揭示。女主人公死前不忘向丈夫自剖心迹，两次明确陈明“不敢怨君”。她的死并非出于对丈夫的怨恨与谴责，而是希望以此来证明自己的“贞心”。作为名门之女，她从小接受的家庭教育（“庭训”）无非是传统的“三从四德”观。在她看来，妻子对丈夫就应当忠贞服从，为妻而不忠属于“秽德败行”。虽然自己实际上并无越轨行为，但是丈夫的怀疑让她感到了莫大的耻辱，唯有以死明志，方能昭冤雪耻。表面上看，女主人公的悲剧来自于丈夫的心胸狭窄和无端猜忌。深层次的原因，则来源于女主人公自幼接受、认同并内化的封建礼教观念，包括父亲、丈夫在内的整个男性社会则是封建礼教的拥护者、执行者与最大受益者。就连妻子心里也明白，她死后，丈夫还将迎娶新人。所谓的贞洁是专为女性设置的道德标准，男子却不在话下。女主人公的自我期许是做一位符合主流社会规范的贤妻良母，她至死也没有对传统贞操观产生过质疑与反思，反而心甘情愿地以自己的生命作为封建礼教的祭品。

　　综上而言，《暮钟断韵》长于女性人物内心活动的透视，然在主题的深入挖掘上有所欠缺。读者能够真实深切感受到女主人公心灵世界的纠结搏斗，但却看不到她对于封建礼数的不满与抗争，更无从读出其对于女性自身权利的追求与争取。因此小说自有其艺术上的感染力，却缺乏思想的深刻性。

二、小说《浮沉》《无告孤雏》

　　商金林先生曾在《走向写实主义的蹒跚步履——叶圣陶文言小说漫评》中提到，“从叶圣陶的日记和书信中知道，他至少还有四篇小说没有得到发表，这四篇小说的题目是《浮沉》（见1914年9月7日日记）、《无告孤雏》（见1914年9月8日日记）、《佛胤记》和《戕性》。”查1914年9月7日的叶圣陶日记，有“归草小说一篇，题曰《浮沉》，将以售之”的记载；9月8日日记则云“午后复撰小说一篇，曰《无告孤雏》”，均未提到两稿的投寄与发表信息。十余天后，上海《新闻报》的《快活林》副刊上恰好相继登载了题为《浮沉》《无告孤雏》的两篇文言小说，应是出自叶之手笔。《快活林》副刊1914年8月15日由严独鹤将张丹斧任主笔的《庄谐丛录》改版而来，是民初沪上通俗文学活跃的重要阵地之一。因此叶圣陶将作品投予《快活林》副刊是不足为奇的。

　　第一篇《浮沉》刊于1914年9月19日的《快活林》，署“真如”，被冠以“醒世小说”。小说讲述了一位少年自幼想要出人头地，但因家庭贫苦，中学毕业后即步入社会，就小学教职。最初他将教师视为一桩神圣的事业，不久后因“儿童之顽劣喧嚣，学课之浅简无味”而滋生厌教情绪，思考再三后终于辞去教职。旋复从政，为某机关三等科员。少年希望以此为晋升之阶，将来或能飞黄腾达。他自觉法政知识浅薄，遂入法政学校为校外生，钻研法政典籍。听闻京华有文官考试，便筹措川资，赴京应考，却最终名落孙山。此时，所居机关长官换任，树倒猢狲散，再次失业。此后又卧病半载，遍寻工作而不得，勉强进入商肆担任记席，仅三月后便因服务态度不佳而遭辞退。途经素来鄙薄的鞋匠肆所，少年突然心有所悟：自己“浮沉五载”，乃至困顿穷途，皆因爱慕虚荣，好高骛远；鞋匠因有技艺在身，“所以能长善其生”。结尾处作者沿袭了传统文章的笔法，以“真如曰”的形式进行评论，将小说的主旨直接托出。

　　《浮沉》虽有虚构成分，却依稀可见作家本人的影子，男主人公的身世遭际明显融入了作者的生活经历和人生体验。1912年2月，中学毕业后的叶圣陶即受聘为苏州中区第三初等学校教员，次年入苏州法政学校预科班学习。顾颉刚在论及叶圣陶的早期创作时曾说：“圣陶极不愿拿文艺来敷衍生计。他不肯打诳语，必要有其本事，便可知道他的宗旨在写实，不在虚构，和那时盛行的艳情滑稽各派是合不拢来的”。小说中观鞋匠工作而“醍醐灌顶”，便有其“本事”可堪寻绎。在1913年1月致顾颉刚的书信中，叶圣陶写道：昨倚阑干观鞋匠之工作，一刹那间，感想潮涌：以为以正当之腕力，做正当之事业，及其成功，当有无限快乐。所谓正当，系指实际而言；世间之伦理思想之所云，则非我所指也。如彼鞋匠，我力能以为鞋，则别无他之假借，他之思虑，抽其麻丝，持其皮刀为之不已；一鞋告成，此时之乐为何如哉！与我相较，则我必始托人引荐；得业矣，又必规规于课程；修身也，必有崇拜；同事也，必作寒暄；省县视学来，又必受牵制：白不自由。“因”既非正当，何得有正当之“果”！视彼制鞋人，羡之不已，效之无才，复自叹耳！……

　　这段体会与小说中主人公日记中“始知有所待者困，而无所求者安”的感悟及叙述者“若不务其实而龂龂于外物，是自困之道也”的评说大体相近。小说中的少年主动放弃教职，而现实生活中的叶圣陶则是于1914年7月受同侪排挤而离职失业。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作者创作了《浮沉》以自我宽慰与勉励。至1915年，叶圣陶撰写的《陈生》则延续了《浮沉》的主旨，在一定程度上将“本事”改头换面加以重写了：少年变成了陈生，鞋匠换成了“冶人”；幡然醒悟的陈生不愿再为寄生虫，决定迁居乡下，兴办村学，终获成功。作者为什么将同一个故事反复进行构叙呢？或许，这不仅因为叶圣陶当时迫于生计而需卖文为生，而且缘于写作还可成为一种治愈手段，让作者在现实与理想之间获得一种心理上的微妙平衡。

　　第二篇《无告孤雏》刊于1914年9月24日《快活林》，亦署“真如”。这篇作品讲述了“我”与友人相邀赴杭旅游，夜宿旅馆时，邻室一位幼女的哭泣和中年妇人的呼叱与鞭挞之声不绝于耳。翌日早晨，“我”见到一个形容羸弱、面色枯黄的幼婢，并目睹了其被主妇虐打的一幕。于是“我”向茶房打听，了解到幼婢的悲惨遭遇。她本出身农家，因农田惨遭水灾，全家失去经济来源，父亲忧贫而死，母亲谋生无门而自杀身亡。邻家老妪携孤女而去，将其卖给了旅馆女主人。从此女孩受妇人差遣、奴役，动辄受斥挨罚，过起了形如牛马的生活。“我”听后不觉凄然，继而联想到在当前“民生日困”的时代下，和这位女孩一样不幸的人，应该还有无数吧。

　　这则作品虽被标以“小说”，可依其内容观之，大概是叶圣陶早期作品中写实色彩最强的一部，甚至可以当作纪实散文来读。文中所谓“辛亥赴杭”与“今岁夏间”游杭，完全与叶圣陶的经历相符。据《叶圣陶年谱长编》谱文，1911年4月间，草桥中学师生在校长的率领下前往杭州远足，叶圣陶与顾颉刚欣然同览西湖、灵隐寺，并参观了杭州的学校。期间叶圣陶“得诗二十一首”，顾颉刚则为此行作有一篇长文《杭州旅行记》，后由叶氏誊抄。1914年7月，顾颉刚因侍继母赴杭，邀请叶圣陶同行。两日后，恰逢报社寄来小说《穷愁》的稿费“八番佛”，叶氏决定以这笔钱为旅杭之资。7月26日至31日，叶圣陶与顾颉刚相携重游杭州。可见“友人顾君相邀作杭垣游，余欣然允之”并非虚构，“顾君”即好友顾颉刚。虽然这几日的“杭游日记”没有收入《叶圣陶集》第十九卷，但可以推想的是，《无告孤雏》中的故事应亦有其“本事”，系叶圣陶以杭游见闻为基础加工而成。

　　就思想内容而言，《无告孤雏》与稍前的《穷愁》一样，都是描写底层民众的悲苦命运。小女孩被邻家老妪从乡村卖到城市，丝毫得不到作为儿童应有的权益保障，反而受到非人的待遇。她的不幸际遇既有天灾（“水没原田”）的因素，又与社会制度的病态与不健全息息相关。一旦大灾降临，无数农民随之遭殃，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于是遍地上演卖儿鬻女的惨剧。作者借助一个幼婢的故事，对“民生日困”的社会现状予以揭示，表达了对于劳苦贫民的同情与哀悯，体现了作者的平民立场与现实关怀。小说在有限的篇幅内，试图摄取广阔的世相，自觉地发挥了文学关注当下、暴露时弊的积极意义。

　　此外，1915年1月5日《新闻报·快活林》再次刊登了一篇署“真如”的“滑稽小说”《小犬》。该作虽与《浮沉》《无告孤雏》发表时间相近，署名一致，但内容较浅，且在已刊的叶圣陶日记、回忆录、传记等资料中均未提及，故作者可能另有他人。

结语

　　作为叶圣陶早年的文言作品，《暮钟断韵》《浮沉》《无告孤雏》在内容主旨上与作家的其他文字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互文”关系。这种“互文性”既残留旧思想的因子，又初露新思潮的萌芽。《暮钟断韵》将叙述重心放在了女主人公心理矛盾的呈现上，并未质诘与撼动封建礼教的威权。联系《姑恶》中赞美金梁氏“贞烈”，《飞絮沾泥录》中批评珊姑“正患在不闻礼教耳”，表明彼时的作者尚未摆脱封建道德的包袱。《浮沉》与一年后的《陈生》则构成了一对“孪生”文本。《无告孤雏》已隐约发出了“这也是一个人？”的呼吁，与作者“五四”时期创作的人道主义倾向相呼应。在艺术技巧方面，《暮钟断韵》以心理描写见长，《无告孤雏》以设置悬念和人物对话为特色，《浮沉》则巧妙运用插叙手法，在少年对待鞋匠态度的前后变化与鲜明对比中引出主旨。此外，《暮钟断韵》《无告孤雏》均采用了第一人称叙事视角，是较早打破旧小说全知全能叙述模式的尝试。当然，三部短篇的思想艺术水准略有参差，瑕瑜互见，因受文言体制的拘囿，难脱旧式文章的笔法。其中尤以《无告孤雏》最佳，从“宗旨在写实，不在虚构”这一意义上说，甚至可将其视为叶圣陶早期小说的代表作之一。曾华鹏曾指出叶圣陶“五四”之前的文言小说仍属于鸳鸯蝴蝶——“《礼拜六》派”，只不过这些作品格调较健康。这是尊重历史的、颇有见地的论述。我们既不必夸大它们的艺术价值，也无需担心其会损害叶圣陶作为新文学骁将的形象，只有理性地加以审视，才能更好地认识中国现代文学的转型之路。

　　总之，三篇文言小说的发现使得叶圣陶1914年的集外之作“失而复得”，有助于进一步了解与评价“五四”之前叶圣陶文学活动的历史原貌与创作得失。此前已知发表过叶氏早期小说的刊物是《小说丛报》《礼拜六》《小说海》《进步》《妇女杂志》，现在则可增加《中华小说界》《新闻报·快活林》，显示了早年叶圣陶与通俗文艺报刊的密切联系。“蕣桃”“真如”可确定为叶圣陶署过的两个笔名。其他佚失的几部小说如《佛胤记》《戕性》《淞垒记》，有可能尚藏于这些期刊中的某一角落（或已改为他题，或署用其他不为人知的笔名），等待学界的继续探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