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俗文学研究，是新文化运动中兴起的一个新学科。清末甘肃敦煌莫高窟石室中出土了大量俗文学文献，其中藏经室所藏有大量的手抄写卷，涉及唐代通俗小说、通俗诗歌、说唱文学、俗曲等，以此丰富了我国古代文学史研究的文献史料，也促进了“俗文学”的创立。北大“歌谣征集处”以及以后的“歌谣研究会”开创了对民间歌谣的收集和研究，王国维和鲁迅先生则开拓了戏曲史小说史研究领域。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郑振铎先生提出“俗文学”的概念，并划分了中国古代俗文学范围，建立了中国俗文学理论体系，并经过多方努力与理论成果积累而确立了中国俗文学学科，这种研究对冲破中国文学研究的传统格局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敦煌文献在其俗文学研究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敦煌莫高窟的发现了大量的经卷，经史子集的书籍，民间词曲、变文、辞赋、话本、字画等等。1907年5月，英籍匈牙利人马克·奥利尔·斯坦因发现了敦煌千佛洞石室中的藏书库，尤其写本、纸画、绢画等，由此之后沉睡的珍贵文物震惊了学术界，是人类文化史上的重大发现，全世界范围内兴起了“敦煌学”的研究热点。而敦煌写本中的俗文学作品与相关文献收集整理研究成果，为郑振铎俗文学研究提供了丰厚而坚实的理论支撑和研究对象，更为郑振铎创立中国俗文学研究学科间接地提供可能。同时，新材料的发现，也为中国俗文学的研究拓宽了领域，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文学的体系结构做出建树性贡献。比如，敦煌俗文学文献的出现很好地为诸宫调、话本、宝卷、弹词等新兴说唱文学文体找到了理论来源；再如，隋唐五代以来的俗文学作品保存下来的极少，记录也多零散和残缺不全，敦煌遗书的出现，也增加了许多这方面的原始材料。正如郑振铎所说，“敦煌文库的被打开，使我们有机会得以读到许多从来不知道的许多唐代的俗文学的重要作品。”

　　1929年，郑振铎利用早期的敦煌文献辑轶和时贤的研究成果，在《小说月报》第20卷第3期发表《敦煌俗文学》，这是在中国第一篇完整地介绍敦煌俗文学文献的文章，有很大的学术开创意义，正是这篇文章的刊发奠定了敦煌俗文学在学术领域中的理论地位，也正是这篇文章预示了郑振铎先生在俗文学研究领域的领军地位。他第一次把在敦煌石窟发现的各种通俗文学统称为“俗文学”，并对“敦煌俗文学”的范围和内涵做出了界定与基本介绍，为通俗说唱故事和通俗歌曲两个方面。郑振铎先生还认为敦煌俗文学的发现对于中国文学史具有补充作用，甚至于会引起颠覆性的文化史格局的理论变化。就宗教而论，就历史而论，就考古学而论，就古书的校勘而论，这个写本的宝库各有他的重要的供献，而就文学而论，则其价值似乎更大。第一，他使我们知道许多已佚的杰作，如韦庄的《秦妇吟》、王梵志的诗集之类；第二，他将中古文学的一个绝大的秘密对我们公开了，他告诉我们小说，弹词，宝卷以及好些民间小曲的来源。郑振铎的这段论述充分注意到了敦煌俗文学文献在考古学、校勘学、文学史等都具有很大意义，不但保存了珍贵的民间文学文献，还为许多文学样式溯源提供佐证，为真实的中国古代文学提供依据，是体现了其文学传承性和文化积淀性，也奠定了敦煌文学在俗文学史和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所著的《中国俗文学史》，这是俗文学研究的开创之作，具有学术史的奠基意义。而他所提出的“俗文学”，就是“通俗的文学、民间的文学、大众的文学”，非常具有时代前瞻性，而作为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俗文学发展史专著，其中利用了大量郑振铎对敦煌文献的实地考察、私人藏书资源以及远赴巴黎图书馆、伦敦不列颠图书馆、俄罗斯冬宫图书馆等整理出的大量敦煌文献与收藏目录，以此来引证“唐代的民间歌赋”、“俗文与变文”、“变文的出现”、“鼓子词与诸宫调”、“宝卷”、“弹词”等俗文学理论知识，以此部专著为始还确立了有开创性意义的中国俗文学的研究学科。1936年，郑振铎先生主编的《世界文库》也把许多敦煌俗文学文献收录其中，例如《王梵志诗》《云谣集杂曲子》《八相变文》《目连变文》《维摩诘变文》《王昭君变文》《舜子于孝变文》等，表现了其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以及俗文学理论思想被认可的现象。

　　在这之后，郑先生还试着写一部可以反映中国文学最真实情况的文学史，也就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文学史》中世卷第三编第一册，其中第三编第三章便为《敦煌的俗文学》，对敦煌俗文学的价值、分类、体制、时代、作者等都有真知灼见的论述。可见，他对以敦煌俗文学文献的关注是十分多的，自上世纪20年代起便成为郑振铎先生学术观照的重点。例如，敦煌抄本中的“变文”与“俗文”本身具有很大的艺术价值，对后世宝卷、弹词、小说、戏曲等文体的源流考证提供颠覆性的理论依据，具有震惊国内外学术界的影响力。再如，敦煌发现的文献《唐太宗入冥记》与《秋胡小说》，可以证明中国最早的语体文小说并不是当时学界普遍认为的源于元宋，可能最晚在五代之前。因为敦煌文献《唐太宗入冥记》上有记载“天复六年（公元九〇六年）丙寅岁闰十二月二十六日”，可推断出此本产生的时间一定小于“天复六年”。在《中国文学史》中单独列一节“敦煌的俗文学”，并进行分门别类的简述，代表性地突出了俗文学文献新发现的文学史地位，以此中国古代俗文学也为冲破中国文学研究的传统格局，有了文献史料的例证与理论可行性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