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教育家、语言文字学家和书法家、诗人马叙伦（字夷初，杭县人）先生，青年时代曾在江山度过一段难忘的时光。他为患难朋友挥笔写下的辩文，见证了他待人的真诚；携友游景星山写下的游记，无疑为难得的佳作名篇；他为朋友父亲命笔题写的碑文，成了弥足珍贵的墨宝。

挥笔写辩文

　　马叙伦先生与江山结缘，还得从江山骄子毛云鹏创建县立江山中学堂说起。

　　那是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十月，江山知县李钟岳电请在沪的光绪年间廪生毛云鹏回江，共商创建江山中学堂大计。翌年正月，中学堂各项事务筹备就绪，毛云鹏正式就任县立江山中学堂堂长。学校内设正科（中学班）、师范科、预备科（小学班），课程设有修身、读经讲经、国文、算术、格致、历史、地理、图画、体育等。

　　为提高教育质量，扩大社会影响，毛云鹏通过多种渠道，向外招聘优秀人才。马叙伦和余绍宋（字樾园，龙游人）等德艺兼优、风华正茂、精通文史的青年学者，就是在这时应邀来县立江山中学堂任教的。

　　毛云鹏与马叙伦、余绍宋等不仅才华横溢，而且志趣相投，思想活跃。他们互相支持，通力合作，以精心的教学和严格的管理，使学校充满生机和活力。可正当他们踌躇满志，准备干一番事业时，遇到了震惊一时的“慈禧太后画片案”。事情是这样的，毛云鹏一次与同事去上海、杭州置办课本及教学用具时，顺手买回一张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头像的小画片。他还无意中在画片背面写下一句《西厢记》里“我见了也销魂”的台词，回校后随手将其放在纸篓里，并淡忘了这件事。不料，这画和题字被反对派周渠清得到了。他如获至宝，以此为把柄大做文章。毛云鹏在创办县立江山中学堂时整合了当时文溪书院的资源，损害了周渠清等人从书院享受膏火补充的利益，当他们发现慈禧太后画片时，迅即告发毛云鹏大逆不道，是恶意诽谤大清皇朝的“革命党”，要求知县衙门治罪。

　　江山知县李钟岳为山东人，是个忠实长者，平日与毛云鹏私交尚好，也想消弭这一风波。但碰到这个案子，他也感到棘手。原告周渠清死不买账，扬言知县办不了，就告到衢州府去。马叙伦得知此事后，四处奔波，找熟人，托关系，想替毛云鹏疏通关节，还亲笔为他写了辩文，意思为太后、皇帝的“御容”并没有颁发出来，民间无从得到。马叙伦还与同事夜访知县，说明此事的利害关系。知县李钟岳利用与道台的同乡等关系，趁去府里为道台祝寿时作了疏通，最后让毛云鹏出了一百担谷子，才算平息了这场风波。此后，毛云鹏愤然辞去县立江山中学堂堂长职务，马叙伦和余绍宋先生也愤愤不平地离开了江山。

景星山留游记

　　马叙伦先生挚爱山水。在江山期间，曾数次游历位于须江之畔的城南景星山，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景星山记》。

　　景星山，古称突星山，宋绍兴十一年（1141年），县令杨雯改名景星山，因西北麓原有东岳殿，故又名东岳山，现称老虎山。山上怪石嶙峋，山巅巨石形如猛虎，还有宾旸洞、烟萝洞等洞穴，为江城南面的天然屏障和奇特胜迹。

　　马叙伦先生记载：“近须江北而南望有石山，岑巅壁立迎人，而浮屠崎其侧，心窃识之，及抵须邑询知所谓景星山也”。他抵江山后，拂尘数日，便邀毛酉峰即毛云鹏作向导，登临景星山。越三旬，又偕毛云鹏、余绍宋等再次游览景星山。在马叙伦笔下，近山之巅有洞窅然，仿佛吾州之烟霞洞，而险怪过之，面江临内可通入所谓宾旸洞者也。他描写入洞情景更是惟妙惟肖，只可匍匐一人的洞口，“望之如漆，乃持火蛇行而进，曲折数回，或高则攀，或下则跃，始信果有所谓羊肠鸟道者也，约百余步，忽逢巨窟可纳百人，寒阴四通，道分歧路，不知所以，废然而返。”而景星山巅的一泓水，“清莹如吾杭之龙井，争向盥沐。”

题写碑文

　　江山峡口的王访渔先生，早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回国后历任教育部秘书和浙江省嘉善县县长、永嘉县县长等职。民国十六年（1927年），经教育部长马叙伦先生介绍，到北平京师图书馆（后称北京图书馆）工作，先后任总务部主任、阅览部主任等职。民国廿年（1931年）十二月十三日，王访渔先生父亲王荣卿老人去世。民国廿五年（1936年）九月，王访渔请马叙伦先生为其父题写碑文，马叙伦先生欣然命笔，写下“王荣卿先生暨德配柴夫人之墓。中华民国二十五年九月，杭县马叙伦敬题”。

　　由马叙伦先生题写碑文的青石墓碑，碑文为竖排阴刻，高143厘米，宽82.5厘米，厚13厘米。工工整整、遒劲有力的墨迹，既体现了马叙伦先生对逝者的敬重，又见证了他与朋友与下属的深厚情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