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霁野（1904年4月6日—1997年5月4日），南开大学外语系主任，翻译家。

　　李何林（1904—1988），南开大学中文系主任。

李霁野与李何林在北京

　　在安徽省西部，有一个霍邱县，南枕巍巍大别山，北踏滔滔淮河水，西与河南接壤，东与六安、寿县毗邻，物华天宝，人杰地灵。6000年的县史，从这里走出过不少著名人物，李何林、李霁野即在其中。

　　两李不仅同乡，而且同庚、同窗，同是五四运动锻炼出来的文艺战士，同是鲁迅的忠实弟子和鲁迅的研究家、宣传家，同是不断追求光明进步的革命者，同是培育人才的辛劳园丁，同在南开执教桃李满天下。

初识在阜阳

　　两李都是1904年生，何林比霁野大两个多月。两人出身贫寒家庭，何林家是城镇贫民，霁野家虽是当地有近二百年历史的老户人家，但当他记事时，家道已破落了。两人这样的家庭背景，自然上不起要交膳费和学费的中学，所以他们念过私塾和小学之后，便先后考入了公费的安徽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在阜阳）。霁野比何林早一年入学，这时五四运动刚过，反帝反封建斗争，民主、科学的新文化思想运动仍然继续发展。阜阳第三师范虽地处偏远，也不能不受到新文化、新思想的鼓荡。从上海传来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共产党宣言》等，如野火在这里闪烁光芒。两李、韦丛芜等志趣相投的同乡同学都喜欢读《新青年》、《新潮》、《北京晨报》副刊、《时事新报》的“学灯”、《民国日报》的“觉悟”及《少年中国》等，读后几个人一起讨论。科学、民主、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剩余价值、无政府主义等新鲜的、从未知晓的名词，第一次走进这些少年们的脑海，开拓了新的思维天地。他们还喜欢读鲁迅先生的小说和随感录，那深邃的思想和犀利的文笔，给予他们振奋和追求，也使他们的思想不时发生碰撞。他们如饥似渴地汲取着各种新知识和新思想。不仅如此，他们还把进步书刊借给一些同学阅读，有时还把一些宣传共产主义的材料张贴出来。新的时代，陶冶新的青年。就这样，何林、霁野受到新知识新思想的启迪，并在这个过程中心贴近了，相知相交，建立起最初的友谊。这种友谊伴随他们的生命之旅，绵延发展，赓续不衰，正如霁野在悼念何林的文章中写的，“何林同我是1920年在阜阳第三师范最初结识的，因为思想倾向相同，感情很容易融洽，印象很好又很深刻，可以说在近70年中只有深化，而没有什么变化。”

　　少小同窗，友谊是宝贵的。但何林与霁野的同学生活并没有多长时间。原因是当时阜阳三师同学中封建复古势力把赞成新文化、倾向共产主义的思潮诬为“洪水猛兽、共产共妻”。霁野受不了这种诬蔑，愤然声明退学，回到老家叶集。古老的家庭接纳了他，并且任凭他设计自己的自学生活。霁野安下心来，借助词典攻读三师高年级英文课本，《天方夜谭》中飞毯、神灯的故事为他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使之无限神往。从此萌发从事文学的决心，并立志以英文为工具。霁野是倾其毕生实践他的这个理想的，60年间笔耕不辍，成为我国文学翻译园地卓有成就的辛勤园丁。

　　霁野离校后，何林仍然在师范读书，完成四年学业。这时他家境稍有好转，又得到亲戚的帮助，考入了南京国立东南大学农学院的生物系。东大生物系是该校四大学科之一，下设生物、农艺等7系，仿照英美的农业大学，主要培养农业专门人才。何林来到“十朝古都”之地的最高学府，走进人文荟萃的科学殿堂，浓郁的人文精神和先进的科学知识吸引着他。他给霁野写信，决心以所学农业科学知识改造中国落后的农业和贫瘠的农村，使国家走向繁荣富强。当时，农科学生选择课程有明确规定，有国文、英文、化学等必修课，还有必选课和随意选课，实行学分制。何林除了学好专业课程，还阅读了大量进步文艺作品。同时，东大爱国进步的光荣传统使他受到教育。1925年5月，上海日商纱厂日籍职员枪杀工人顾正红等。消息传到东大，全体学生上街游行抗议，并开始罢课。何林在这场斗争中，进一步认清了帝国主义暴行。1926年，霁野由北京返（乡）里省母，路过南京，特地去看望何林，两人见面格外高兴。受国民革命的激励，何林思想发生很大变化，他告诉霁野，他决定投入实际革命斗争。这年秋，何林到武汉参加了北伐军。

未名社前后

　　1923年春，霁野到了北京，主要自修英文，间或以翻译短文换取稿酬，以应饥馁之迫。秋季他转入崇实中学，这是一所教会学校，完全用英语授课，教学中包括英国文学课、翻译课、作文课、会话课、听写课等内容。这对他的文学翻译和后来的英语教学工作很有帮助。1924年7月，霁野翻译了俄国作家安特列夫的《往星中》。9月20日，他的中学同学张目寒将译稿送给鲁迅先生求教。鲁迅一向爱护、培养青年，他由霁野的《往星中》想到扶植更多青年人的翻译和创作问题，于是建议霁野等人创办未名社。霁野《自述》写道：“1925年夏，先生建议成立未名社，印行我们六位社员的译作，在它存在的六七年时间内，一共印了二十多本书和两种期刊，即《莽原》半月刊和《未名》半月刊”。未名社始终坚持着鲁迅先生定下的进步方向，成为20年代后半期中国文坛升起的一颗新星，吸引着各地的青年知识分子，成为向中国读者介绍外国进步文学的阵地之一。霁野作为未名社主要成员，始终支撑着杜务的发展，而且大部分时间全由他无偿地负责并担当一切风险。他还先后发表了三十余篇译作，包括安特列夫、房龙、卞佛尔顿、赫里克等人的作品及苏俄的文学评论等。

　　从《往星中》到未名社，成了霁野与鲁迅发生关系以至密切往来的机缘。从《鲁迅日记》中可以看到，当1924年9月20日鲁迅接到霁野请其审阅他的《往星中》后，第二天虽是周日也不休息，一口气把译稿读完并给予肯定，又为这部书写了六七百字的内容提要，甚至转请画家陶元庆为书的出版画了封面。从此霁野这个文学青年与鲁迅交往起来，这是霁野人生的一个光辉起点。此后的10多年间，据《鲁迅日记》所记，霁野与鲁迅有不下290次的往来，现存鲁迅致霁野的书信就多达58封，鲁迅直呼他“老朋友”。正因这样，霁野头上有了“鲁迅的学生和挚友”的光环。

　　未名社也成了何林与霁野重续友谊的平台。1926年，何林投笔从戎到上海报考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当时主持口试的是沈雁冰（茅盾），他问何林：“革命是什么？”何林斩钉截铁地回答：“革命是暴力！”考取后，何林奔赴武汉参加了国民革命军，不久调往号称“北伐先锋铁军”的叶挺部队师政治部宣传科任科员，后任科长。师政治部主任是李鹏的父亲李硕勋，他给了何林很多教育。何林随军参加了二次北伐，一直打到开封，革命势力从广东推进到黄河流域。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在这血雨腥风的日子，不少人经受不住挫折和失败的考验，或离开革命队伍或变节，而何林没有动摇。这年7月，何林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不久，即随军南下参加“八一”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按照党组织决定，他从广东回到家乡霍邱，以城内高等小学校长的身份为掩护，开展党的地下工作。1928年7月，根据皖北特委指示，发动“七·二七”霍邱暴动，因散发传单、张贴标语，何林暴露身份，被反动当局通缉，便与王冶秋、王青士兄弟逃往北京投奔霁野。其时正是霁野因译作《文学与革命》致使未名社遭查封，自己被捕50天刚刚出来不到两个月，生活也因执教的孔德学院常常欠薪而十分艰窘。现在，老友到了，他脸上不露一点难色，也没有害怕招嫌的想法，二话没说，就把何林等人收留下来，给他们安排了工作和生活。何林为这件事感慨颇深，后来说：霁野“自己刚坐牢释放不久，接着又‘窝藏’了三个被通缉的‘共党’，没有‘党外布尔什维克’的立场和感情，是不可能做到的！因为要冒很大的风险”。但霁野对当时接纳何林始终怀着平淡的心情，说：“1928年他被安徽通缉时，直奔未名社找我，可见彼此是很能信任的，说是‘情逾骨肉’，似乎不算过分了。”

　　何林在未名社住下来，主要替霁野等人做一些校对、发行和部门出售书刊的工作。当时他的父亲和弟弟在霍邱被捕关押，他到北京后还未恢复组织关系。霁野回忆何林在未名社工作时写道：何林在未名社工作的时间不过一年，使我对他的理解加深不少。他对工作十分负责，对社的事业十分关心，一丝不苟。经过他的细心布置，未名社门市部变成了宣传进步思想的小小阅览室。

　　因为代售的别家书籍经过他细心选择，增加了买书人的信心，也节约了选书的时间。这两项小小措施，常使未名社售书处门庭若市。

　　何林告诉我，朱自清教授曾经到过那里，为清华大学选购大批书籍。北京大学教授也有人常到那里，一次我遇到周作人教授，他正为所买的未名社出版的几本书付款，我说这些都赠送过他了，他微笑说，买了送别的朋友。显然这是对未名社的有意支持。未名社出版部的招牌是沈尹默教授所写，可惜没有保存下来。这是何林建议，由静农去托请他写的。“未名社售书处”几字是何林所写，假如字真能表示性格，从字可以看出他端庄严肃的风度。

　　何林在未名社工作期间，正值革命文学论争，鲁迅受到围攻的时期。他利用未名社门市部的有利条件，得以阅读有关革命文学论争的各方面的文章。1929年何林编辑了一本《中国文艺论战》。这时，他也开始全面研究鲁迅的文章，着手采集评论鲁迅作品及其思想的书刊，1930年编成《鲁迅论》。从此，他和霁野一样，与研究鲁迅、宣传鲁迅结下了不解之缘。

　　1929年夏，经友人介绍，何林到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国文系任教。他讲课思想性强，深入浅出，用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做课文，讲授中国小说史，向学生介绍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宣传新的文艺思想，受到学生欢迎。一位女生后来回忆何林时说：“他虽年轻，却耿直慷慨，磊落大方，对我们既有言教，也有身教。一次班上要买他们介绍的进步书刊。当时学生穷，我们知道老师也不富，因为学校常欠薪，但他毫不迟疑，出乎我们意料之外地说：‘我给你们出钱！’真使我们大吃一惊，十分感动。”他在批改学生作业时，常在批语上联系自己过去的革命斗争，怀念牺牲的战友。他还把班上同学的好文章介绍给霁野，刊登在未名社的刊物上。

　　1930年暑假，何林介绍霁野也到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任教。他们二人一个在国文系，一个在英语系，两个人个头相仿，面色白净，举止文雅，师生风传霁野是何林的亲哥哥。有人偶尔问到霁野时，他只微笑一下，并不否认。何林、霁野同校执教的时间不长，就相继辞职离校。7月20日，卢沟桥事变的炮声隆隆，在北平来今雨轩霁野与刘文贞举行婚礼，从此成为终身伴侣和亲密战友。

未名社时期的李何林与李霁野

在台北的日子

　　何林离开天津后，一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辗转在焦作工学院、太原国民师范、太原师范、太原女师、济南高中、北平中法大学等校教语文。有时在假期与霁野见面，霁野也写信去太原，或问候何林，或嘱何林为他人谋事。抗战开始后，何林一度返回家乡，继至武汉、重庆、大理，在教书的同时，继续中国新文艺运动的研究，1939年写成34万字的《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这期间，霁野多半在天津、北平，依然是教书和译书。他们天各一方，然时有书信往还。有一次何林从昆明给霁野写信，托在北平为他买几本可以试译的书，但再三嘱咐，不要多花钱影响生活用度。霁野为他买了一本《苏联文学史》（英文），连同手边的《俄国学童》寄给何林。不久，他将《俄国学童》译完，寄给霁野帮忙印行。1943年1月，霁野只身从沦陷的北平逃出，辗转至重庆，沿途所见国统区破败腐朽，感慨不尽，只有向何林写信倾谈，以抒胸中块垒。何林很快回信，给了他很大鼓舞，霁野“这封信不仅表达了深厚的友谊，而且从字里行间，也可看出，至少感到：‘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霁野又复信给何林，并附了一首绝句：

　　吾生四十信多创，壮志犹雄扬子江。

　　宁共流星同陨灭，羞将悲苦诉穹苍。

　　霁野到重庆，经曹禺介绍，在北碚复旦大学教课。次年夏，到四川白沙女子师范学院从事教学、翻译和写作。学生对他颇有好感，学生请他演讲他也愉快地答应，每次演讲的主题都是围绕男女学生的人生理想、价值取向、读书求知。霁野面对青年学子，中外古今，旁征博引，显示出他特有的渊博知识和文化气质。他说话声音不高，但柔和清楚，听起来很悦耳，语言生动幽默，时有警句，总是正中青年人的所思所想，引起年轻听众的共鸣和兴趣。他的每次演讲并不是事先写成讲稿，而是只备几行提纲，信口说来，最后成篇的演讲词都是白沙女师的学生们记录整理并用蝇头小楷工工整整誊抄的。后来由霁野的老友靳以把六篇演讲集成一册，交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印行，这便是《给少男少女》。霁野在白沙没有一味地钻进象牙塔，仍然保持着政治正义感。国民党要发动内战时，策划制造舆论，女师院长召开教授座谈会，要大家联名致电国民党中央，明令声讨共产党，霁野首先发言反对。

　　抗战后期，何林主要在昆明，经闻一多、张光年介绍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任民盟云南省支部文艺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主编《云南日报》文艺周刊“南风”。他与当时在西南联大的李广田等人经常在一起针砭时弊，抨击黑暗现实，支援救济贫病作家。这期间，他与霁野有了更多通信。一次霁野想读唐诗，知道何林与闻一多相熟，便想看看闻先生关于唐代诗人生平的考证，写信告诉何林。何林立即找闻一多，从昆明郊外取回手稿，亲自将许多诗人的生卒年代抄寄霁野。他还曾经请闻一多为曹靖华刻制一方象牙印章。抗战胜利后，昆明白色恐怖日益加剧。1946年7月，国民党特务暗杀了李公朴、闻一多，何林也被列入暗杀的黑名单。但他毫不畏惧，与进步文化人一起继续揭露敌人的卑劣和阴谋。为使党中央尽快了解李、闻事件真相，他亲赴南京梅园新村八路军办事处，向邓颖超汇报，并应周恩来邀请出席“南京各界李、闻追悼会筹备会”，揭露特务暗杀李、闻罪行。奔波流徙的何林此时又失去了工作，只好再次回到家乡霍邱。何林与霁野相比，有更鲜明的政治倾向。

　　霁野也于1946年6月回到叶集家乡。自他逃离北平后，他的妻稚就回到了安徽老家。他归来，见到已经20多年未见的年迈父亲和离别三年半的妻子和孩子，欢乐和喜庆充满了古老的宅院。但久别重逢的喜悦过后，面对的又是没有工作难以维持生活的现实。霁野只好在乡下译书等候工作机会。约在10月初，新任台湾省编译馆馆长的鲁迅老友许寿裳来函约李霁野去台北做编译工作，并答应报销路费和解决住房。这个消息给了霁野很大振奋，决定全家成行。霁野还特意绕道县城将消息告知何林，征求何林夫妇是否愿意去台湾的意见，最后商定霁野先行。这年冬，霁野介绍何林也到了台湾省编译馆。两人又可以朝夕相见了。这是他们自1930年从天津分离后，再一次工作在一起。这里还有同乡朋友台静农，起初的编译生活还是惬意的。

　　何林屡经患难，艰贞自矢，志节皭然。1947年2月28日，台湾人民为反抗国民党当局的暴政，举行武装起义，汉族、高山族人民并肩战斗，使台湾全省大部分地方的反动政权陷于瘫痪。为了了解起义情况，何林不听国民党宣传的台湾人仇视大陆人的鬼话，单独去旁听群众大会的发言，他还领导民盟小组从事地下政治活动。“二·二八”起义被镇压后，不久编译馆被撤销，许寿裳因友人关系任台湾大学中文系主任，并介绍何林、霁野分别到中文系和外文系任教。许老是个正直的学者，鲁迅逝世后，他发表过许多篇歌颂鲁迅的文章，尤其赞扬鲁迅晚年的战斗精神，自然被反动派所仇恨，于1948年2月18日夜被砍死在床上。何林说，这是继闻、李被暗杀后不到两年，又亲眼看见一个须发皆白的老人倒卧在血泊中。他愤怒了，不顾当时环境的险恶，公开以口头和文章指斥国民党的政治谋杀。后来，霁野也站出来表态，“一向沉默的李霁野先生出人意料地在许寿裳先生的追悼会上拍案而起”。

　　政治空气一天比一天紧张。4月中旬，何林领导的民盟小组中一个直接同他联系的成员被捕了。多年来的政治斗争经验使他清醒地感到了处境的危险，他决定尽快出走，于是致电家里通知“母危速归”，得电立即起程赴解放区。何林的一切安排和准备都果决迅速而又不露声色，只是在临走的前一天，他告诉了霁野。霁野表示明天去送行，何林坚决劝阻，争来争去，何林答应霁野可以“随行而不‘话别’，只在船开时彼此挥挥手”。何林就这样离开了台湾，辗转周折抵北平、天津，经吴晗介绍，5月13日进入华北解放区，任华北大学国文系主任，并作为国统区代表参加在石家庄召开的华北人民代表会议。

　　何林走后，霁野仍然按时到台大上课。他习惯坐在讲台上，自然下垂的白发，舒缓的语调，化出一片文温宁静的语境，把学生引入忘我的、向作者开启心灵的天地。1949年春季学校开学不久，台大学生举行了反对当局的大规模抗议示威，霁野再一次表现出他鲜明的政治态度，当然也就更引起了敌人对他的注意，国民党特务通知霁野住地的警察派出所，严密监视他的行动。中共地下党员黄猷劝霁野离开台湾去香港转道北上，但他不愿只身出走，坚持要和家人同行，同生同死。黄猷只好千方百计托人为霁野全家买船票，又与另一个地下工作者欧阳百川精心设计：船票先由别人购买，快开船时由他人退票，再买退票，这样霁野的名字就不会写在船票上，船上的特务就查不出持票人的真实姓名，以使霁野“蒙混”过关。4月9日，霁野全家按预先的安排，深夜离开台北到达基隆，早已等候的欧阳百川让他们坐小船由侧面进入客轮舱室，以防暴露。就这样，5月13日霁野全家到达香港，随即被安排在当时还很荒凉的筲箕湾山上一间石屋里。过了两三天，霁野找到楼适夷，由楼通过组织为其安排到天津的行程，恰好黄猷等人与其同船。到天津后，霁野全家住下来，黄猷要去北平，霁野让他带信给何林。黄猷从王府井边走边问，好不容易找到何林住的班大人胡同。何林身体不好，正在卧床休息，一听说有霁野的来信，赶快起床跑了出来，知道霁野一家安抵天津，脸上立即绽放出笑容，连说：“好、好，放心了！”

求真，信实，不跟风

　　命运再一次给了他们重逢的机会。霁野与何林分别在1949年和1952年调入南开大学，如同当年在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和台湾大学一样，一个在外文系，一个在中文系，都是教授兼系主任，共同在南开园工作、生活了长达24年。何林在庆祝霁野80诞辰和从事文艺活动60周年时著文写道：“在这八十年的岁月中，我和他有三分之一的时间生活在一起，他是我的老朋友中相处时间最长的一个。”

　　何林初到南开时，霁野开了一个小的欢迎会。何林在会上说，“五四”以后，新文学出现了两个硬骨头的伟大人物：鲁迅和瞿秋白，中华民族最需要，我们所要培养的，就是这样有硬骨头的人物。何林这个讲话给霁野留下了深刻印象，直到几十年后，霁野还说：“难得的是在那样早的时候，他就高度肯定了瞿秋白同志。”

　　何林就是这样的人，心口如一，表里如一，光明磊落，敢于仗义执言，坚持原则，坚持真理。凡是接触过他的人都知道，何林一贯求真，信实，不唯上，不唯书，不跟风。他那赤诚为党，了无私心的凛然正气，那为坚持正义，敢于冒天下大不韪的精神，深深地为人崇仰。也因此，他在特殊历史年代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被批判，被打倒。何林说：人，应该有自己的精神脊梁。

　　“文革”后平反冤假错案，好多人劝何林提出要求，在中央报刊上为60年代的受批判公开平反道歉。而他却回答说，那些事情都过去了，我现在不是很好吗？不必再计较了。

　　这就是何林先生！刚正清毅，胸怀博大。

　　霁野说：“我十分了解他”，这是朋友对朋友的信任。

　　古诗云：千篇著述诚难得，一字知音不易求。

老来重知己

　　岁月的跌宕，生活的变迁，时光的流逝，磨洗了何林与霁野的壮心和年华，但友谊和信任更加浓纯，正所谓“老来重知己，万里一同乡”。

　　1975年底，为落实毛泽东关于加强鲁迅研究的指示，中央调何林任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兼鲁迅研究室主任，创办我国第一个鲁迅研究机构。从此，何林离开南开大学，也再一次与老友霁野分别。两位老人互道珍重，相诺多加联系。晚年，他们更多的精力是用在了研究和宣传鲁迅方面。何林再版了早年编著的《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中国文艺论战》及晚年撰写的《鲁迅的生平和杂文》《鲁迅<野草>注解》等，鲁迅研究室在他的主持下编印了八本《鲁迅书信手稿》、四卷《鲁迅年谱》、出版了《鲁迅致许广平书简》，何林还主编了十五辑《鲁迅研究资料》和44期《鲁迅研究动态》。1976年霁野写了《践踏未名社的屠伯——北洋军阀》《为鲁迅先生佚简答客问》，以后每年都有关于鲁迅的文章发表。1980年《鲁迅史实新探小引》《鲁迅讨论小引》等书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印行。1981年鲁迅百年诞辰纪念，他到北京、西安参加纪念活动，为各地报刊写纪念文章约20篇。这样的会议往往何林、霁野两人都会参加，而且总喜欢同住一室。1981年末，中国作协在北京东四旅馆开理事会，他俩又住在一起，而曹靖华独居一室，何林和霁野就每晚去曹室聊天。到睡觉时，他俩就将椅子挡在曹的床边，还一再叮嘱曹夜间别摔下来，起床时要扶椅子。一切安排妥当后，他们才悄悄地回到自己的住室，两位老友继续聊一会儿天，才各自安睡。何林和霁野虽是几十年的挚友，但性格爱好并非完全相同。比如何林不大爱看芭蕾舞，而霁野审美观随和，年近80还有兴致翻译少男少女爱读的情诗。1982年10月他们同去杭州参加鲁迅研究学术讨论会，霁野有事要去福建，也顺便在福州、泉州、厦门等地游览山水，而何林则不以为然，坚持认为自然风光远不如电视风光片美丽。老人偶尔这么斗斗“闷子”，并不妨害友谊。1983年鲁迅研究室祝贺何林80寿辰，霁野写了《我所认识的李何林同志》。这年10月，有一在美国的安徽籍人到天津讲学，谈到在台湾的台静农，霁野非常高兴。他立即致函何林，说：“前几天见到居美皖人，他面谈友人中最早最长之人近况佳胜，殊为快慰。我等情况已托她转达。”1984年4月，天津市文联和作协庆祝霁野80寿辰暨从事文学活动60周年，何林亲来天津祝贺，还带来一个雪白瓷盘，上面印有“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鲁迅名言，并写了《我所了解的李霁野同志》一文，总结了霁野五个方面的优长，表达了他对霁野的深挚友情。

　　古人说：“穷达付天命，生死见交情”。何林晚年患了癌症。1987年1月27日，霁野写信，附了梦晤久疏友人的绝句，但一直未得到何林复信。不久有人告诉他何林已经确诊为癌症住院了，霁野非常担心何林骨癌晚期的疼痛，想方设法从各方面寻找减少痛苦的办法。每次到北京开会，霁野总要抽时间到医院看望何林。霁野写道：“我第一次在解放军总医院看望他时，他还起床坐着进食，这以后，他的病情一天不如一天，先不能再起床，稍后癌转入大脑，不能说话了。常常闭着眼，友人去看望他，他总紧握着手流泪，显然已经知道就要离开人世了。一次他紧握着我的手一小时，流着泪，眼珠只能稍稍转动了。再一次看望他时，他的儿媳紧靠他的耳边说出我的名字，他已经不能睁眼，儿媳握着他的手说，如听清了，可以握握她的手，他还能轻轻一握，还略略睁眼看看我，但眼珠已经很不灵活了。我最后一次去看望他，据护理人说，他只偶然睁一会眼，用手在他眼前摆动，他已经没有反应了。我只在病床前默默坐了半小时，我知道这次是和结交70年的忠诚老友永别了。”

　　1988年11月9日何林逝世后，何林夫人王振华等诚恳劝阻霁野不去参加遗体告别仪式，霁野用他在《听雁》中引用过的威廉·考帕尔诗句大意写了悼词：

　　何林，你比我先走一步离开了人世，

　　作为七十年的老友，我感到十分悲痛。

　　我借用一位英国诗人的诗意，

　　在你的灵前奉献悼词：

　　时光老人只做成了半个小偷，

　　你被他偷走了，但是——

　　你鼓舞我们的精神力量，

　　他永远也偷不走！

　　霁野比何林的生命力旺盛，1997年5月4日绝裾谢世，享年93岁。

　　（李霁野曾任民进中央委员，是天津民进组织的创建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