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叶淑穗是北京鲁迅博物馆建馆时期的亲历者，此后从1956年到鲁博从事文物工作，在那儿一干就是36年，几乎经眼了鲁迅的所有文物。其著作《鲁迅手稿经眼录》《鲁迅文物经手录》等受到广泛关注。本文节选自北京青年报记者对叶先生的专访《鲁博研究员叶淑穗——“她和鲁迅文物打了六十多年交道”》。

许广平是一位独立、坚强、勇敢的女性

　　叶淑穗坦言，那时候她既管文物，又征集文物，还要跟鲁迅同时代的人取得联系。因为这样的接触，她得以了解那些前辈们在那个黑暗年代、在那些险恶环境下，为保护鲁迅文物而不惜付出生命代价的艰辛。对此她感触很深，“鲁迅同时代的那些老人对鲁迅文物视为珍宝，他们对我们很亲切，我对他们也很有感情，所以文物保管对我来说就是一句话，责任重于泰山。”

　　还是在鲁博开馆前，有一次叶淑穗跟着许羡苏去许广平当时在北海公园旁边的住所。许先生自己搬出一个大箱子，将手稿一件件交给她们，并对每件手稿的经历做了详尽介绍。

　　在介绍一页《表》的译稿时，向她们讲了当年萧红、萧军意外发现这个鲁迅手稿的故事：当时二萧上街买油条，小贩将油条包好递到他们手中时，意外发现那张包油条的纸竟是一页鲁迅手稿！他们惊喜地写信给鲁迅并将手稿送还。“许先生还指给我们看手稿上残留着的几块油渍。那天，许先生还讲了很多鲁迅生前如何不在意自己手稿的事情。许先生回忆说，很多手稿都是她背着鲁迅偷偷收起来的，有的甚至是从厕所里发现后藏起来的。”

　　许广平是广东番禺人，叶淑穗也是广东番禺人，她以前经常去许广平家里，有时候许广平还跟她说广东话，在感情上有一种亲近。叶淑穗还记得许先生向她谈起过，在鲁迅逝世以后，她和海婴搬到上海霞飞坊64号，她们母子俩在日本侵占的上海，日子过得十分艰难。当时为保护大批鲁迅遗物，实在不容易。但是许先生极少提到自己。她曾感慨地向叶淑穗回忆起一段经历：一次日本宪兵来搜查，在千钧一发的情况下，她家的一位女工勇敢地用身体挡住三楼藏书室的门，对宪兵说“三楼租给别人了”，那些敌人才没有上楼搜查。“许先生说：‘每想到险些惨遭横祸的一幕，我真的感激那位沉着勇敢的女工。’”

　　让叶淑穗感佩的是，许广平将所有鲁迅文物都交给了国家。“交文物的过程都很简单，她有时候打电话说，我这儿又发现了鲁迅的手稿，你们快来拿。我们就去了，像《鲁迅日记》等文物，那么有价值，就是这样拿回来的，没有任何仪式。”一直以来，每每想起许广平的猝然离世，叶淑穗就会感到痛惜。那时候大家都为戚本禹拿走的鲁迅手稿下落不明而焦急万分。当时馆里的“革委会”委托叶淑穗去向许先生反映情况，并请许先生指示下一步怎么办。“许先生得知情况后，忧心如焚，连夜给中央写信。由于极度的焦急和劳累，心脏病突发，1968年3月3日不幸与世长辞。”第二天叶淑穗到她家里去，看见海婴，难过地说：“你看我小本记的这么多的问题都还没来得及问。”

　　在叶淑穗看来，许广平是一位独立、坚强、勇敢的女性，“年轻时她就是学生运动的骨干，与刘和珍她们并肩作战，写下大量揭露和批判段祺瑞政府黑暗统治的檄文。她跟鲁迅在一起以后做了挺大的牺牲，她不再工作了，陪伴在鲁迅身边，操持鲁迅的衣食住行，维护鲁迅的健康，可以说在许广平的陪伴和帮助下，鲁迅的最后十年是他最辉煌的人生。”

　　叶淑穗对自己从事的工作充满自豪，使命感让她尽心尽力地尊重和保护鲁迅文物，生怕辜负老辈人的嘱托。老局长王冶秋去世之前，叶淑穗去看他，王冶秋把当时保护故居的经过向她讲述，让她肃然起敬。

　　我国现代民俗学的奠基者之一江绍原先生在世的时候，叶淑穗经常去看他和他的儿子——那个很有名的“中国的保尔”江幼农。有段时间江幼农常常写信给她说，八道湾的树砍了，八道湾的墙快弄掉了，一有消息就通知她，呼吁奔走，“有一天，天特别冷，我去了看江先生，屋里很冷，老先生坐着用被子盖着，孩子们都上班了，我就帮他把火炉生上。”

　　冯雪峰先生临终前的话也让她至今难忘，“我们以前常请他来讲一些鲁迅的事迹，他每次都准备得特别认真。他最后得了肺癌。最后一次去看他，我都要走了，他说你再坐一会儿。听了这个话，我都要流眼泪了。先生最后说，我们作为唯物主义者就是要尊重历史，我告诉你，有些人说的‘鲁迅秘密读书室’都是不存在的，你将来有机会要把这个纠正过来。海婴也说，有的事情我们不说的话，将来的人就不知道了。我深深地记着，我觉得作为我们这一代，应该维护历史真实性，不然将来很多事情就要以讹传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