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著名历史学家、现代古史辨学派创始人的顾颉刚，一生著述丰富，涉猎极广。他对中国戏剧也有深入的研究，尤其是在早年间，他年方二十，从昆曲之乡苏州初到京城，更是迷恋上了京剧。在就读北京大学期间，他一度以戏园子为“正式课堂”，除生病外，无一日不到，“全北京的人大约都给我见到了”。后来竟然为了看戏而休学，可谓沉迷其中。

　　对于顾颉刚看戏，冯友兰曾有一段描述：

　　顾颉刚告诉我说，他在北大当学生的时候，喜欢看戏。每天在上午第二节课下课的时候，他就走出校门，到大街上看各戏园贴出的海报。老北京的人把看戏说成“听”戏。在行的人，在戏园里，名演员一登场，他就闭上眼、用手指头轻轻地打着拍子，静听唱腔。只有不在行的人才睁开眼睛，看演员的扮相，看武打，看热闹。顾颉刚是既不听，也不看，他所感兴趣的是戏中的故事。同是一个故事，许多戏种中都有，不过细节不同。看得多了，他发现一个规律：某一出戏，越是晚出，它演的那个故事就越详细，枝节越多，内容越丰富。故事就好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由此他想到，古史也有这种情况。故事是人编出来的，经过编的人的手越多，内容就越丰富。古史可能也有写历史的人编造的部分，经过写历史的人的手，就有添油加醋的地方，经的手越多，添油加醋的地方也越多。这是他的《古史辨》的基本思想，这个思想，是他从看戏中得来的。

　　顾颉刚还留下了《檀痕日载》《中国影戏略史及其现状》《九十年前的北京戏剧》等著作，从中我们能找到顾颉刚与戏剧的渊源，以及他对于戏剧的独特理解和诠释。

情迷“小香水”

　　1913年春，顾颉刚与好友吴奎霄一同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从苏州赶赴北京报到。当他们兴冲冲地走进北大总务处时，却被校方告知：“新近毕业学生还没有搬走，你们来了无处可住，而且新招的学生一时尚未齐，开课需等待些日子，建议你们还是先在城外客栈里住几天。”两位年轻人只好住进西河沿的高升客栈，那是一家纯粹的旧式客店，一间房里只有一个炕，条件简陋。人家都有电灯了，这里还是点蜡烛，价格倒是很便宜，两个人每天只要三吊钱。

　　困在小客栈里实在无聊，顾颉刚想该找些什么节目消遣一下。在苏州时，他就与酷爱文艺的好友叶圣陶等人一道迷恋上了京剧，到了京城，京剧当然成为他首要的寻访目标。那个时候，北京多的是戏园子，鲜鱼口里有天乐园，粮食店有中和园，大栅栏有广德楼，肉市有广和楼，天天有好戏，从西河沿高升店出发去看戏，均近在咫尺。顾颉刚曾在自传中回忆，那时的戏价便宜得几乎让人不能相信，当时每个戏院都有自己的主角，像广和楼有老生刘鸿生、老旦龚云甫、小生德珺如、青衣朱幼芬、武且九阵风、黑头金秀山、小丑王长林，这样一个整齐的戏班子，票价才卖两毛钱。而天乐园则有老生孟小茹、青衣梅兰芳、花旦王惠芳和路三宝、武老生瑞德宝、武小生田雨农等，票价更便宜，只卖一毛钱。“我辈穷小子。别的钱花不起，这一点倒可以”。

　　于是，顾颉刚和吴奎霄每天上午11时左右吃了饭，12时便进戏场，直到天快黑时才出来，一天的光阴就如此消耗过去了。此外，再逛逛劝业场、青云阁、首善第一楼等市场，在地摊上捡几本旧书，又填补了这余闲的空隙。

　　就这样一个月过去了，直到接到北大正式上课的通知，顾颉刚与吴奎霄才从客栈离开，搬进校园，开始大学生活。照顾颉刚的说法，是“改做了一个人”，同时他也坦率地承认：“好戏子的吸引力，比好教员更大，好像讲堂的梁上绕着他们的余音似的，收拾不住这心猿意马，我终究做了他们的俘虏了。”

　　1913年，顾颉刚等人才上了三星期的课，北大校园中便开始闹学潮，原因是商科同学数人，不知因为何事被校长开除学籍，全校同学起来援救，请求收回成命，校长不答应，双方僵持不下。在这罢课期间，顾颉刚又有机会回到戏园子，当时他最为醉心女伶小香水，有时限于客观条件，不能去戏园看戏，顾颉刚也会经常关心小香水演出的剧目，并随时发表议论。后来小香水离开北京中和园到了天津，顾颉刚每天必看天津的《时闻报》，以随时掌握演出动态。

　　“小香水”是河北宝坻县人（今属天津市），原名李佩云，因其母改嫁，便随继父易姓赵。小香水幼年时随继父学花旦，后改青衣兼演老生，在京、津一带享誉十余年，1913年在北京演出期间是她最辉煌的时候，被时人誉为河北梆子的“青衣四杰”之一。她扮相端庄，做派传神，饰演旦角时嗓音高亢清亮，圆润自如，有“铁嗓铜喉”之称，而她的青衣唱腔则悲凉凄厉、哀婉动人，代表剧目有《桑园会》《春秋配》《拾万金》等。

　　从顾颉刚的记录中可知，小香水出善于演老生，在京城演出《探母》时便以老生出场，她的老生戏深得河北梆子名家元元红（魏联升）的教益，唱法清澈刚健，迂回跌宕，具有高低相映、流畅顺适的特点，为众人所激赏。据说她最早时是以小生现身舞台，曾在《卖油郎》中扮演秦钟，后来受到“男女分演”禁令风波的影响，很多名角都渐渐离去，小香水也离开了这里。顾颉刚遂不再追逐。

　　晚年的小香水穷困潦倒，贫病交加，于1945年死于天津军粮城车站。

金玉兰“情缘”

　　到了第一个学期快结束时，要临考了，顾颉刚却突然向家里提出了休学请求，因为他自觉有几门功课会考不及格，索性想休学半年，留在学校读书，待到次年秋天“改入甲类肄业”。没想到顾父居然答应了。如此一来，顾颉刚便可继续住在北大“吃包饭”，又能放空自己去做“专业戏迷”。

　　在此期间，顾颉刚又迷上了一位旦角——金玉兰。

　　此事还要从金玉兰的“死讯”说起。暑期居家时，顾颉刚翻阅《新闻报》，看到一则文章标题曰《金玉兰香消玉殒记》，说金玉兰认识一名革命党人，并且怀揣两枚炸弹到处对人宣讲，打算用一颗炸弹炸死大总统袁世凯，另一颗用来炸死自己，因此被陆建章的执法处执行死刑。顾颉刚阅后悲从中来，亲撰绝句八首，以吊唁之。

　　但是在十几日后，金玉兰死讯被证实为谣传，顾颉刚从朋友携带的戏单中得知金玉兰仍活在舞台上，于是，他很快便把所赋的八章绝句一起焚毁了。

　　当时接连传出有三位京剧演员去世——吕月樵、谭叫天、金玉兰，但后来证实都是假新闻。为此顾颉刚感叹：“独是名优生死何有如许间人广为播弄，举一暑假所不忍先而死者乃叠接于京津间；又不望生而竟生，是则何以故哉？”

　　这到底是位什么样的演员，使得顾颉刚为她深情赋诗八首？

　　关于金玉兰身世，晚清学者徐珂编著的《清稗类钞》中“优伶类·金玉兰夙慧”一目记载，金玉兰系北京人（一说扬州人），贫家出身，早年丧父，为了生计，由其母携带至天津，寓居在下天仙戏院附近。当时，京剧、河北梆子旦角演员杨翠喜驰誉津门，出入车马代步，装饰绚丽，金玉兰的母亲看在眼里，羡慕在心，决定让玉兰拜一位名伶为师，“教之剧曲，学秦腔”。有人据此将金玉兰列入秦腔演员之列，并冠之以“第一个秦腔女演员”。其实金玉兰当时唱的是河北梆子，并不是如今的陕西秦腔。只是早年间，在京、津、沪等地，人们习惯把河北梆子称之为秦腔。

　　金玉兰聪明伶俐，不到一年功夫，就精通了小旦、花旦、正旦等多类演唱技艺，演唱“合拍中节，遂登台演出”。她在天津各戏园常演《红梅阁》《紫霞宫》《辛安驿》等剧，字正腔圆，嗓音柔润，功底过硬。顾颉刚在日记中如此评价：“青衫而至香水，花衫而至玉兰，至矣尽矣”，花衫是一种综合了青衫旦、花旦等艺术特点的新旦角类型，成形于上世纪20年代初期，可以兼任唱、念、做、打等旦角行当，而且角色又是特别的美人，如《霸王别姬》中的虞姬、《西厢记》中的崔莺莺、《贵妃醉酒》中的杨贵妃等。

　　金玉兰还以腰腿功著称。在《红梅阁》中“鬼门关”一场有“朝天蹬”表演，右腿自然抬起至耳侧，不用手扶，在女伶初兴的戏台上，有此技艺者所见无几，故颇受观众青睐，很快唱红津城，轰动一时。

　　1913年，京剧、河北梆子女伶鲜灵芝、杨翠喜、刘喜奎相继由津入京演出，金玉兰也接踵而至，唱响了京城。北京的戏迷将她与刘喜奎、鲜灵芝并誉为“女伶三杰”。

　　顾颉刚追随金玉兰的步伐，辗转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看戏，金玉兰在《小上坟》中扮演的旦角，无论唱腔还是身段，均韵味十足，虽然她在天津时演出此戏常常是排满的，可到京城后，却未见此戏排出，顾颉刚为此而悻悻然，甚至还从演员阵容、表演风格、观众审美趣味等各个方面，对京、津、沪间的所谓“戏品”做了一番对比。

　　当时京城戏迷中有两位著名诗人，即樊樊山和易顺鼎，两人都极崇拜名角。当听闻“金玉兰被枪决”的消息后，易顺鼎嚎啕大哭，遂写诗吊唁，其中有“天原不肯生尤物，世竟公然杀美人”之句，后来乃知是讹传。又过了几年，金玉兰染病去世，易顺鼎依然痴心不改。他跑至金家，不顾阻拦，坚决请求抚尸一哭，其实当时金玉兰得的是猩红热，后来易顺鼎果然被传染而大病一场。当时某报有诗云：“如此兰花竟委地，满座来宾皆掩泣，座中泣声谁最高，樊山实甫两名士。”

为听谭鑫培，吃烧饼度日

　　在演戏的男演员中，顾颉刚自述最喜欢谭鑫培的戏。他在日记中曾转述当时《亚细亚报》的评论：“女伶之有小香水，殆犹女界之谭鑫培也。”此处提到的两位演员，都是顾颉刚最为心仪的。

　　有一段时间，顾颉刚想看谭鑫培的戏很困难，因为那时的谭鑫培是北京伶界领袖，不常出台，只有演“义务戏”时才唱几天。可是“谭迷”太多了，就算按时入座，也别想挤得上。顾颉刚便想了一个办法：

　　老谭演戏必在夜间，我知道他在哪里演，便带了烧饼去看白天的戏。等到白天戏散，我即在池子里觅一个适当地方，坐了吃烧饼。那时看戏的条凳是直排的，和戏台成直角，所以无所谓前排。工人打扫，激起了满园的尘土，我也满不在乎。到别人拥挤进来时，我却已安然据有了好位子。那时戏票不在门口买，演到中间时按客收钱。再有一件困难，也得解决，夜戏必须12时后才散，译学馆已关门上锁，回不去了，因此只得在白天看戏之前，在旅馆里定下一个房间。伙计们识趣，看我是学生模样而又没带行李，便用了侦探的眼光笑嘻嘻地说道：“您是到城外来听夜戏？今天好，谭老板的《空城计》。”

　　顾颉刚算了一笔账，当时家里每年给他的学费约三百元，每个月中可以自由支配的只有二十多元，听一次谭鑫培的戏就要八毛，还要外加茶资和住宿费，总需三元。如果谭鑫培连演三天，他连听三天，总开支就要十元钱。为应付这一个月的开销，顾颉刚又想出一个花样——把学校的包饭钱停掉。那时的北大食堂是学校办的，一月六元，八人一桌，六菜一汤，鸡鸭鱼肉经常有，馒头、米饭随意吃。停掉包饭后，顾颉刚便把这省出的六元钱拿去听戏，每天吃烧饼度日。那时的烧饼有大小两种，一枚小铜元可买大烧饼一个、小烧饼两个，顾颉刚每天中午从译学馆出去，到东安门，便在小铺子里买四个铜元的小饼，沿着皇城的城墙根走。边吃边走，走到户部街时八个烧饼早吃光了。到戏园后，泡上一壶茶，渴也解了。

　　1963年，戏曲研究家马明捷在由天津到大连的轮船上意外结识了顾颉刚，马向老先生请教了许多关于京剧的话题。多年后，他把这段经历及顾颉刚的阐述写成了《听顾颉刚先生谈京剧》，发表在1996年5月号的《中国戏剧》上，引起了不少反响。

　　马明捷问顾颉刚最爱看谁演戏，顾回答说谭鑫培。又问，谭鑫培最突出的好处是什么？顾颉刚说，谭鑫培于老生戏无所不能，唱工、做工、武工都好，在舞台上唱念也好、做身段也好，都特别松弛、自然，好像挺随便，不认真似的，其实是修养到家了。叫你看不出他在哪儿使劲，在哪儿卯上，在哪儿让观众叫好儿，好像那个人物在台上就应该是老谭演的那个样子。潭鑫培和王长林的《天雷报》、和陈德霖的《南天门》、和王瑶卿的《汾河湾》《珠帘寨》，都是无人能及的。

　　对于下一辈中谁学谭鑫培最像的问题，顾颉刚非常肯定地说是“麒麟童”（周信芳）。“他（周信芳）对北京、上海市民都非常了解，他唱戏是唱给市民听的。老谭之后，只有他唱戏能达到角色和演员浑然一体的境界，《天雷报》《四进士》《乌龙院》这种戏，北京的老生都唱不过他”。顾颉刚还说，当年谭鑫培扮演《连营寨》的刘备一角，胜在逼真。在表现陆逊火烧七百里连营，刘备扑火时，谭鑫培总是眯着眼睛上场，似乎被烟火熏得怎么也睁不开眼，两只手挡着脸，脑袋前倾，仿佛真的身陷火海，急着逃走却又走不动。见到赵云时，周信芳又演出了惊奇、喜悦、委屈的表情，就这个表情，从来是获得满堂彩。顾颉刚评价道：“麒麟童唱刘备，可以说比老谭有过之而无不及。”

　　对于梅兰芳，顾颉刚也是极为欣赏的。当时京城有两位走红的旦角——梅兰芳和朱幼芬，在一些人看来，朱幼芬还在梅兰芳之上。1913年北京曾举行菊榜推选，评选结果为：状元朱幼芬，榜眼王蕙芳，探花梅兰芳。而顾颉刚则认为梅兰芳比朱幼芬高出很多。好友吴奎霄是铁杆的“梅党”，顾颉刚自认跟他相比，自己“梅情素淡”，但一段时间看不到梅兰芳的戏，仍然“恋恋弗能自胜”。

　　顾颉刚看梅兰芳演出，能够深入体味其妙处，同时也能指出其瑕疵所在。看了梅兰芳演的《桑园会》后，他在日记中写道：“孟小如、梅兰芳演《桑园会》，唱做均云璧合，惟小如渐入滑稽口禅，不轨正道……”点评两位演员配合得很好，梅兰芳的表演唱做俱佳，但笑得过了一点，孟小如的表演有点过于滑稽，其他戏班的表演都重在“秋胡戏妻”一段，归家之后的表演都是虎头蛇尾、草草收场，而孟小如、梅兰芳两位的表演到底不懈，可谓气足神定。这段评论褒贬得当，分析到位，可见顾颉刚敏锐的艺术感受能力。

与叶圣陶畅谈梨园

　　在顾颉刚的戏迷生涯中，他常与一些同道中人一起探讨戏剧。如吴湖帆、庞京周、陶岷原、叶圣陶等。其中与叶圣陶联系最为密切，时常有书信往来畅谈梨园变化。

　　早在1912年12月，初到京城的顾颉刚就致信叶圣陶，告知他看戏的感想，如对男女合演的看法，同时对比南北剧场风气、观众水平以及有关戏剧的舆论宣传等：“南方观剧，多上流人，名角登场，报纸已极兴揄扬，未入剧场，已先有一‘好’字在心，自然无处不好。”顾颉刚根据当时的观察认为，南方人看戏喜欢大做文章，写剧评、捧名角，不论是否在行都可以谈一些感想出来，报纸也是满篇的刊登。在北方则不然，报纸多刊登剧目，很少有剧评或是专业评论人写的文章。因此从总体水平看，北方的演剧水平应该胜于南方。

　　1913年10月9日，顾颉刚从天津忍泪离开友朋，夜间有一场《蝴蝶杯》，主演正是顾颉刚喜欢的小香水，但他却不得不匆忙告别，由此各种离愁别绪涌上心头，途中饭也吃不下，恨不得大哭一场。“日光云树无一非惨淡之姿，更无一非生愁之物”，顾颉刚有诗句赠予叶圣陶，感叹崔护的诗境：“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顾颉刚与叶圣陶的交流中常常涉及梨园的轶闻趣事。1913年10月15日，叶圣陶来信告知顾颉刚，听上海新新舞台的监察员张桂林说，名角盖叫天要到上海演出，排场很大。邀请方以重金礼聘，并花费了很长时间劝说，盖遂答应。乘津浦线南下途中，携带家眷亲友等上百人，走走停停，每逢碰上沿途美景，便流连忘返，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方到达沪上。随后邀请方又为他租高级寓所，同行人员的一切行李均用摩托车装载，每日提供燕窝等补品，公司中人更是轮番陪同，“设饮纵博，惟恐失其欢心”。

　　在流连于上海、天津、北京等地戏院多年之后，顾颉刚也自觉费钱并浪费时间，由此导致学业无成，为此他有心告别戏园子。1916年，顾颉刚在给叶圣陶的信中写道：“嗟乎，学术不竞，惟迫人成浮华玩好之品，为社会倡优之畜，盖可悲已。”

　　而顾颉刚在自传中也述及，在他痴迷看戏的那一时期，也有对当时政局失望的原因，甚至想到了隐居，他还记得当时叶圣陶与他探讨此事的诗句：“已惊人事随波电，祗觉桑麻系梦思。近习农书消永夜，田园村集自相期。”

　　顾颉刚果断“刹车”，从此远离戏院，但他为中国戏剧的研究留下了丰富而宝贵的材料。前段时间，笔者看到网上有人拍卖顾颉刚有关戏剧论述的手稿《九十年前的北京戏剧》。通过查询发现，在1932年出版的《戏剧论集》一书中就收录了这篇论文，书中还有熊佛西、梁实秋、朴园、西滢、顾颉刚、洪深、余上沅等名家对于戏剧的论述。顾颉刚在戏剧方面的论述值得好好整理和研究。也难怪连他本人在自传中都坦陈：“倘使那时的北大设有戏学院的话，我固然不会唱，也不能拉胡琴，得不到术科方面的成绩，但学科方面经过了这样的专心致志，我真不想作第二人了。”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