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世纪90年代初，陈子善想要编一本关于周作人的回忆文集（后成书《闲话周作人》），“广邀海内外的周作人门生故旧新撰回忆文字”，其中冰心是重要的约稿对象。但冰心写了一封婉拒信，其中有言：“关于周作人先生，我实在没有什么话说，我在燕大末一年，1923年曾上过他的课，他很木讷，不像他的文章那么洒脱，上课时打开书包，也不看学生，小心地讲他的，不像别的老师，和学生至少对看一看。我的毕业论文《论元代的戏曲》，是请他当导师的，我写完交给他看，他改也没改，就通过了。”

　　虽是婉拒，但推辞中写出了对周作人的印象和看法，也算是不谈之谈。在这数语中或可揣摩出若干意思：周作人不善于讲课，与学生的交流极少，自然，和冰心也没有太多交流；担任导师却未对毕业论文做修改，可能出于宽容，也或许是因为冰心本来就写得不错，还有一点，元代戏曲似非周作人的兴趣点，这大概也是缘由之一。

　　总之，从这封信中，感觉周作人与冰心虽为师生，但关系很淡，似无多少交往。不过，事实果真如此么？

　　在周作人的日记中，自1922年至1939年，与冰心相关的记录有近30次，数量不可谓不多。首次出现在1922年5月25日：“下午为《北京周报》译冰心小说未了……”（《周作人日记》中册，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这里翻译的是冰心的小说《爱的实现》，起因是有日本报纸刊载文章骂中国的新文学，周作人便想将这篇小说翻译成日文，发表在日语杂志上，以正视听。译文刊发后，他还另写了一篇《关于<爱的实现>的翻译》，拿到《晨报副镌》上发表，交代了前后缘由。从大的范畴说，是为中国新文学辩护：从个体而言，是保护初出茅庐的冰心。

　　此时，冰心在燕京大学上学，而燕大正拟聘请周作人，这件事是胡适促成的。1922年9月，周作人正式入职燕大。次年，冰心开始听他的课，周的日记中，关于冰心的记载开始多起来：1923年6月7日：“上午往燕大讲演，闻冰心病，呕血。”7月31日：“下午谢女士来访……”（《周作人日记》中册）

　　在周作人之孙周吉宜近年披露的冰心写给周作人的信件中，也可一窥两人当时的来往情况。1923年8月，冰心赴美国留学，临行前到八道湾和老师告别，并和周家的孩子们合影。8月15日在写给周作人的信中说：“相片照得总算不错，师弟妹的笑容，非常可爱，谨赠一份，以为去国的纪念。”

　　冰心在美国期间，周氏给予她最大的帮助应该是《春水》的再版。周作人主编的新潮社“文艺丛书”收入诗集《春水》。冰心在1924年2月23日的来信中说：“《春水》再版时，将杂诗加入一节，我自无异议，惜此间亦无全稿，如能由新潮社辑成寄下最妙……”之后的收集稿件及出版事宜，周作人都帮她跟进处理了。冰心还在同年9月23日的信中谈了一些题外话：“中国文学界、思想界一切现状可以从报纸上见到一斑，不过这于我很漠然，我素来是不关心这些事的，似乎这些‘界’中人也没有关心的价值！”

　　1926年，冰心回国，11月17日写信给老师：“周先生：归后未曾拜见，抱歉得很……拟于十一月廿九（礼拜一）晚七时半，请先生晚餐……”同席还邀请了梁启超等。

　　1929年，冰心和吴文藻在燕京大学举行婚礼，周作人受邀参加并送了贺礼。同年，周作人为冰心安排了一个在北平女子文理学院国文系的职位。冰心来函：“周先生：来示敬悉。承嘱在北平女大国文系帮忙，自当遵命……家慈托病，颇甚范急，现由莹陪住上海宝隆医院，北上暂时无期。”数月之后，冰心就职。

　　冰心在1936年4月30日写给周作人的信里说：“周师：今天也得陶先生来信，嘱写《宇宙风》‘北平特刊’的文章，这题目很好，已回信答应了，特报告一声……城外您似乎应当常来走走，朋友虽然不多，学生总还有。什么时候来，请打电话说一声，我们这里可以歇歇力，粗茶便饭还方便，郊外春意到底浓多了。”陶先生指的是陶亢德，《宇宙风》的编辑，他是通过周作人向冰心约稿的。

　　周作人的日记中最后涉及冰心的记录，是1939年10月5日：“下午又整理旧报。得春水原稿，拟订以赠滨君。”10月8日：“发信：滨件……”这是将《春水》的原稿赠送给日本学者滨一卫。这一年，冰心在重庆，周作人在北平，两人的政治立场已判若云泥。

　　对冰心与周作人的交往稍作勾勒便会发现，若要写追忆文章，绝非“没有什么话说”，而是不想说罢。

二

　　谈了人际往来，不妨再看看两人的文学观念，这要从周作人的角度观之，因为这一视角的材料较为丰富。

　　1934年，周作人前往日本东京访问，其间接受井上红梅的采访，有问曰：“您的弟子中在文坛崭露头角的很多”，请他介绍一下，周作人答：

　　俞平伯现有担任清华大学教授，他是俞曲园的曾孙，在中国文学研究方面自成一家，他经常写些评论。作家里有冯文炳和冰心女士。冯文炳笔名“废名”，现在担任北京大学英文科教授。他的《桃园》《枣》《桥》（上卷）以及《莫须有先生传》等作品已经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前三个集子中的作品与铃木三重吉的风格类似。《莫须有先生传》是一种特殊的作品，受到庄子的文章和李义山诗的影响……象征手法的运用甚至会使读者在最初阅读的时候不易理解，但我觉得那种作品很好。社会改革家们如果把过去的、传统的东西彻底破坏，“中国”这种特色也就消失了。（周作人《都是可怜的人间》，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9年版）

　　另有一次，在1961年7月22日，香港的鲍耀明来函问询：“此地杂志上文章谓平伯、废名、冰心三位乃先生入室弟子，然乎？”周作人后来于7月29日复信：

　　承询三君，确系旧日学生，唯其学术造就，则各人固有，与鄙人则无关系。至于女士成名，不关学问，旧日女生中有冯沅君（原名淑兰，乃冯友兰之妹）文学学问颇有可观，现在青岛教书，为陆侃如教授夫人，其才似出“先生”（现时名称，与“老师”不同）之上也。（鲍耀明《周作人与鲍耀明通信集》，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细读这两次答客问，虽然相隔20多年，却仍有相似之处，即凡是涉及冰心之处均一语带过，答井上红梅时，介绍俞平伯的家世，以及他在哪个领域有所长；云及“作家里有冯文炳和冰心女士”，之后尽是关于冯文炳的介绍，包括在何处任职、代表作品及其出版商，与日本作家做平行比较，甚至详说《莫须有先生传》之艺术特征，等等。答鲍耀明时，关于冰心的，仅说了“至于女士成名，不关学问”，其后反而介绍起鲍耀明并未问及的冯沅君，且揄扬其学问超出其夫，可谓推崇。

　　从这些回答中可以看出，周作人谈起俞平伯、废名甚至冯沅君时，总是禁不住要多说几句，而涉及冰心时却惜字如金，简练至极，一点也不多言。这不免让人好奇，为何会如此？在此不妨溯源。

　　除去答客问，周作人于所写的文章里经常提及冰心。比如，在《志摩纪念》中，他说：

　　……据我个人的愚见，中国散文中现有几派，适之仲甫一派的文章清新明白，长于说理讲学，好像西瓜之有口皆甜，平伯废名一派涩如青果，志摩可以与冰心女士归在一派，仿佛是鸭儿梨的样子，流丽轻脆，在白话的基本上加入古文方言欧化种种成分，使引车卖浆之徒的话进而为一种富有表现力的文章，这就是单以文体变迁上讲也是很大的一个贡献了。（《都是可怜的人间》）

　　在这篇纪念文章中，周作人在评价徐志摩的散文成就时，顺带将冰心和他归为一个派别。在此文的语境中，这自然是好话，是正面的表扬。不过，倘若联系周作人前后的文学思想，以及对文章之美的态度，这“鸭儿梨”“流丽轻脆”所代表的优秀程度，或许就要打几分折扣了。

　　在《<桃园>跋》中，周作人说：“近来创作不大讲究文章，也是新文学的一个缺陷。的确，文坛上也有做得流畅或华丽的文章的小说家，但废名君那样简练的却很不多见。”“流畅或华丽”意同“流丽轻脆”，有此特征的文章在周作人的眼中虽然不属“不大讲究”，显然有其优点，但语气间，较之废名的“简练”之风，却是要下一格了。

　　更进一步的论述是在《<枣>和<桥>的序》里：

　　民国的新文学差不多即是公安派复兴，唯其所吸收的外来影响不止佛教而为现代文明，故其变化较丰富，然其文学之以流丽取胜初无二致，至“其过在轻纤”，盖亦同样地不能免焉。现代的文学悉本于“诗言志”的主张，所谓“信腕信口皆成律度”的标准原是一样，但庸熟之极不能不趋于变，简洁生辣的文章之兴起，正是当然的事，我们再看诗坛上那种“豆腐干”式的诗体如何盛行，可以知道大势所趋了。诗的事情我不知道，散文的这个趋势我以为是很对的，同是新文学而公安之后继以竟陵，犹言志派新文学之后总有载道派的反动，此正是运命的必然，无所逃于天壤之间。（《周作人经典作品合集》，北京明天远航文化传播有限公司2018年版）

　　流丽之特征的文学作品大致同于公安派复兴，但“其过在轻纤”——这是周作人明确的批评。而“简洁生辣”的作品必要代之兴起，乃大势所趋。此时再想一想周作人答井上红梅提问时，于冰心处一语而过，其后详说废名，便可相映成趣了。

　　于公安派，周作人的态度是有限度地认可，而明确表明自己的文章之美学源与此无关（六朝才是源头）。林语堂曾写文章认为周作人与公安一脉相承，周氏大不以为然，写下《重刊<袁中郎集>序》一文以示辩驳。

　　“流丽”之语，在周作人这里，未必是尽为褒义的词。他在《<燕知草>跋》里说：

　　我也看见有些纯粹口语体的文章，在受过新式中学教育的学生手里写得很是细腻流丽，觉得有造成新文体的可能，使小说戏剧有一种新发展，但是在论文——不，或者不如说小品文，不专说理叙事而以抒情分子为主的，有人称他为“絮语”过的那种散文上，我想必须有涩味与简单味，这才耐读，所以他的文词还得变化一点。以口语为基本，再加上欧化语、古文、方言等分子，杂糅调和，适宜地或吝啬地安排起来，有知识与趣味的两重的统制，才可以造出有雅数的俗语文来。（《周作人经典作品合集》）

　　可以看到，“涩味与简单味”较之“细腻流丽”显然更上一层，而这才是周作人对文章之美的更高要求。“湿味与简单味”是他经过对新文学的思考得来的，因此，他在写作中力行之，亦成为其散文的重要特征。废名、俞平伯深受老师的影响，审美趣味逐渐靠拢之，获得周氏的赞赏，乃至在答客问时多言几句，自然属于情理之中。

　　同样的意思，有时周作人会不止说一次，如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将《志摩纪念》那段话又强调了一遍，不过意思更明白了些：

　　胡适之、冰心，和徐志摩的作品，很像公安派的，清新透明而味道不甚深厚。好像一个水晶球样，虽是晶莹好看，但仔细地看许多时就觉得没有多少意思了。和竟陵派相似的是俞平伯和废名两人，他们的作品有时很难懂，而这难懂却正是他们的好处。同样用白话写文章，他们所写出来的，却另是一样，不像透明的水晶球，要看懂必须费些功夫才行。（《周作人经典作品合集》）

　　话说得有点远，但这或许可以更好地理解周作人在语涉冰心时，三言两语、惜字如金的缘由。周氏在作品的出版以及工作、生活上是很照顾冰心的，但于文学审美方面，两人却有着颇大的差别。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