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南京的历史上，曾经有两所同以“金陵”冠名的著名教会大学，分别是创办于1888年的金陵大学（简称金大）与创办于1913年的金陵女子大学（1930年更名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简称金女大）。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为躲避战火，这两所大学相继西迁，同在四川成都华西坝（即华西协合大学校址）落脚，继续办学，留下了一段弦歌不辍、传播薪火的历史。

避战火 西迁去后方

　　1931年9月18日，日本在奉天（今沈阳）蓄意制造并发动侵华战争，东北三省相继沦陷。“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消息传来，金大全校师生停课三日，校园内停止一切娱乐活动，以示抗议。9月20日，金大校刊《反日专号》上刊登了全体教职员《反日宣言》和学生会《反日通电》，同时成立全校师生参加的“反日救国会”。9月23日，南京市20余万人举行“反日救国”集会，金大师生一马当先，成为南京学界的领袖；金女大学生们也积极响应，不甘落后。10月16日，金大校长陈裕光发表“呈请国府，速息内争，移师抗日”的通电，发出“怀阋墙之戒，息萁豆之煎，与其同室而操戈，曷若移兵以御侮”的强烈呼吁，号召全民族团结，共同抗战！金大与金女大两校师生同时发起“抵制日货”的运动，在校园内外广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宣传。

　　1932年1月28日，日军在上海再燃战火，驻守于淞沪地区的第十九路军，在全国人民抗日热潮的推动和影响下奋起抵抗。“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金女大校长吴贻芳号召全校师生“反日爱国应见诸行动！”金女大的学生纷纷前往南京鼓楼医院，接替部分护士工作，帮助救助伤病员。

　　1934年9月，与金大毗连的鼓楼西坡日本公使馆竖起一根与金大北大楼齐高的旗杆，刺眼的太阳旗激起金大师生强烈的反感和愤慨，广大师生纷纷捐款竖旗给予回击。次年10月，一根钢管式旗杆在金大拔地而起，旗杆高达43.67米，高于北大楼3米，成为当时南京市内最高的旗杆。金大师生用这一行动向世人表达不屈外侮之决心！

　　1937年7月7日，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8月13日，淞沪会战打响，紧邻上海的国民政府首都所在地南京已是岌岌可危。8月15日起，日机开始连续对南京实施无差别轰炸，偌大的南京城已放不下一张安静的课桌。战火逐渐迫近，致使中央大学等一些公立院校陆续开始西迁。由于金大和金女大均是美国教会创办，虽然已经在1928年“国府收回教育权”之时改为私立大学，但美国教会的背景依然在，又因美国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之初为中立国，受治外法权的保护，以至于人们普遍认为这两所大学不会被战火所染指。

　　1937年10月4日，金大按时在南京开学，但开学仅20多天后，局势严重恶化，只得停课闭校，准备西迁。金大师生自己找寻车船，将图书、仪器、家具、行李等装运上船。1937年11月25日，金大第一批师生从南京中山码头出发，踏上了漫漫的西迁之路。金女大起初选定了几所外地的原教会大学作为继续办学的地点，即武昌华中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与沪江大学以及成都华西协和大学等。坚持在南京指挥搬迁的金女大校长吴贻芳，直到1937年12月3日，在日机一天七次的空袭下，方才乘坐英国怡和公司商船离开南京赴武昌，此时离南京沦陷仅有10天时间。

　　“收拾起山河大地一担装，去后方。历尽了，渺渺途程，漠漠平林，垒垒高山，滚滚大江。似这般寒云惨雾和愁苦，诉不尽国破家亡带怨长。雄城壮，看江山无恙，谁识我一瓢一笠走他乡。”2005年，由金大校友、著名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为纪录片《去大后方》所编写的主题曲，再现了当年的岁月峥嵘。

五大学 异地办学忙

　　金陵两大学离开南京西迁基本上都是走水路，沿长江溯江而上。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战火迅速西延。作为战时的政治文化中心——武汉也已不安全了，继续西迁，成为金陵两大学的共识。

　　坐落在四川成都城南华西坝的华西协合大学（简称华西大，即今四川大学华西医学中心的前身），是由美、英、加三国的5个教会组织于1910年创办。此时华西大向金陵两大学伸出援手，邀请两校前来华西坝办学。1938年1月，金大师生克服种种困难，终于抵蓉。3月，金大按时在成都开学。很快，从武汉、上海、香港转来的金女大师生也借华西大校舍开学。此外，济南齐鲁大学、北平燕京大学的部分也先后迁来，加上华西大自身，共有五所大学（前期亦包括南京中央大学的一部分）齐聚于华西坝。由于这五所大学均有国外教会的背景，故而被称为“教会五大学”。

　　一下子涌入如此众多的师生，华西大不堪重负。即便如此，华西大仍然积极地腾空校舍供外来的师生使用。为了减轻华西大的安置压力，金大先后自建4栋学生宿舍、2栋其他房屋，可容纳300多人，但学校的多数教职员工只能在华西大周边租借民居安家；金女大同样自建了部分宿舍与一座小型体育馆。金陵两大学的教室条件十分拥挤，于是金大师生发明了一种“连桌椅”，即在椅子的右边装上一个船桨式的木板，以替代书桌供学生记笔记，这一发明能有效地增加教室的容纳量，其他大学见之纷纷效仿。

　　为了解决战时师资不足的困难，“五大学”的校领导经过磋商达成共识：各校的教学资源共享，所开的全部课程允许学生互相选读，互相承认学生所修的学分。故而在华西大校园中经常会出现五校学生齐聚一堂听课的奇观。这一时期，“五大学”学生的学业非但没有受到影响，反而丰富了许多。

　　1938年6月，金大决定在西迁成都后首次招生。当时规定：当年的9月7、8、9三日，在成都、万县、长沙、桂林、上海同时举行入学考试，录取名额定为60—90人。金女大除原有的学生外，亦自1938年起，在成都继续招收新生，成为一所独立的女子学院。

　　1939年6月起，金大开始了较大规模的基本建设，先后向周边借得地皮三处，占地共计26亩，建成了各类房舍数十间，有效地改善了师生住宿与学习的环境。由校长陈裕光与金大文、理、农学院的三位院长带头，全体师生亲自动手修筑了一条3公里长、从校外通往学校的道路，取名为“金陵路”，该路至今犹在。

　　“五大学”除了聘请一批著名的外籍教授外，还云集了一大批当时国内顶尖的学术大师，如陈寅恪、钱穆、梁漱溟、朱光潜、顾颉刚、吕叔湘、冯友兰、许寿裳等，学生总数常年维持在3000人左右，办学规模及教学质量均可与同一时期的昆明西南联大比肩，而所设科系达到六七十个，成为当时全中国的学界之冠。在“五大学”的共同努力下，华西坝校园内外环境优美，教学秩序井然，成绩显赫，令所有内迁大后方的大专院校师生羡慕不已。西南联大的罗常培教授前来参观“五大学”时，不禁感慨道：“高巍巍的楼房，绿莹莹的草地，看惯了我们那茅茨不翦、蒿莱不除的校舍，来到此，俨然有天上人间之感。”金大师生亦表示：“虽不及在京时之美奂，困难时期，借地为家，得此蜗居，亦洋洋大观矣！”

援抗日 有刀的出刀

　　1937年11月16日，金大的几位外籍教授得知南京即将陷落战火，便约集其他留在南京的外籍人士共同商讨，一旦日军攻占南京，便在南京设立安全区，尽全力保护无辜的民众。金大的贝德士、史迈士、林查理等三位教授首倡设安全区的提议，并得到了德国西门子公司代表拉贝先生、金女大魏特琳（即华群）女士等外籍人士的积极响应。11月22日，在南京新街口以北、中山路以西、山西路以南、西康路及汉口路中段东侧的一大块菱形区域，大约占地3.86平方公里的安全区正式成立；同时成立了以拉贝为主席的“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办公地点设在宁海路5号），金大三位教授及金女大魏特琳等人均成为其成员。

　　南京沦陷后，先后约有25万难民涌入难民区，金大与金女大以曾经秀丽的校园，敞开胸怀接纳众多无助的难民，两所学校成为日寇铁蹄下难民们心目中的诺亚方舟。金女大校园亦成为专门接纳妇女儿童的庇护所，在魏特琳、程瑞芳、陈斐然等留守南京的金女大教职员工的极力保护下，上万名难民得以幸存，魏特琳女士也因此被称为“活菩萨”。非常不幸的是，非常不幸的是，因曾竭尽全力护卫众多妇孺不受日寇的侵害，魏特琳女士常常日夜不眠，与侵入校园的日军抗争，忍辱负重，心力交瘁，罹患了严重的抑郁症，不得不于1940年5月14日返美治病。也就在一年后的同一天，魏特琳女士在美国住所里含恨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年仅55岁。1941年6月10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签发颁布第三五○七号嘉奖令，以褒扬魏特琳女士在中国所作出的特殊功绩。

　　1940年4月，汪伪政府在南京成立伪中央大学，并将金大校园改作伪中央大学的校址。1942年6月19日，金女大校园亦被日军强行占领，改作侵华日军南京防卫司令部驻地。

　　抗战胜利后，鉴于金大的三位教授及金女大魏特琳女士在南京沦陷期间，曾经积极救助难民的善举和卓越的贡献，国民政府均给予四位国际友人授勋嘉奖。

　　1938年，成都华西坝五所大学成立“战时服务团”，积极开展宣传、募捐、义卖、义演、支前、劳军等活动，金女大学生成为该团的主力军；金大则利用其理化学科的优势，先后增设了汽修、电化、焊接、电池等专业，为抗战前后方培养极其缺乏的专业性人才。

　　然而，地处大后方、远离战火的华西坝校园也并非安宁之地。1939年6月11日，残暴的日本空军竟然违背国际公法，对成都的民用区域实施狂轰滥炸，导致华西坝校园内的多处房屋被炸毁，金大校长陈裕光及家属受轻伤，教师张益诚罹难。

　　1943年3月6日，为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金女大校长吴贻芳加入中国“教授团”赴美，宣传抗战并敦促美国尽快开辟第二战场，以达到加速日本法西斯灭亡的最终目的，成效斐然。1944年，在国民政府“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的感召下，金大先后有127名学生从军，走上了抗战前线；金女大亦有40多名学生报名上前线抗击敌寇。1945年6月，吴贻芳作为中国代表团中的唯一女性，前往美国旧金山出席联合国立宪大会，并代表中国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

　　金女大体育系主任陈莲采是一位美籍华人，虽然身材娇小，但嗓音特别洪亮，由于她自幼生活在国外，汉语基础相对薄弱。有一次，陈莲采在华西坝抗日募捐活动中带头喊口号：“有钱的出钱！有刀的出刀！”很显然，她是将“力”错念成“刀”了，但在场的师生们无一人嗤笑，众人都被她的热情与真诚所打动，报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此后，“有刀的出刀”就成为金女大一种抗战精神的象征，乃至于五十年后的1987年，金女大海外校友为南师大重建金陵女子学院募捐时，依然在沿用当年“有刀的出刀”这一具有特殊意义的宣传口号。

同甘苦 双双把家还

　　当年，金女大在华西大校园内新建的宿舍主要是用毛竹和泥巴筑建的，每当学生们在楼上行走时，总是会发出“吱吱吱”的声响，故而被师生们戏称为“抗战房”。然而，战火的阴霾无法阻挡金女大姑娘们爱美的天性，简陋的房间里始终被收拾得井井有条，桌上也经常摆放着从校园里采摘来的野花，生机盎然。为了克服缺柴少煤的困难，她们在金女大宿舍楼前常年摆放着一排晒洗澡水的大缸，借助阳光来提高水温。而女生们洗头则是用从树上打下的皂角，来替代当时抗战大后方奇缺的香皂。

　　尽管生活在战争的阴云下，且学业紧张而繁重，但华西坝的男女大学生们依旧向往着幸福美好的生活。由于战争的原因，当时在校大学生的平均年龄普遍较大，男女同学常年聚集在同一所校园内，难免日久情愫生。当吴贻芳校长发现有金女大学生因谈恋爱晚归越窗而入时，出于安全考虑，特在宿舍楼下会客厅中隔出几个半封闭的小间，摆上座椅，提供给约会聊天的恋人，这种人性化的处置，备受广大男女学生们的欢迎。黄昏时分，华西大校园内钟楼旁的莲花池，是男女青年幽会的地方。一句暗语“我们loco（疯狂的意思）去了！”成为当时华西坝校园内男女生约会的代名词，莲花池也因此被称为“爱情湖”。当年，在华西坝校园内还曾流行着一句歌谣：“金男大、金女大，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日后，金陵两大学中男女同学互结连理的并不少见，这也成了抗战大后方的一段佳话。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历经了八年艰难困苦的金陵两大学师生，终于迎来了“双双把家还”的喜悦。但因当时正值暑假，同时南京的校园也不具备立即复校的条件，1945年秋季，金陵两大学依旧在成都华西坝如期开学。

　　1946年4月，在经过数月的准备后，金陵两大学同时决定停课“复员”。回南京的路途十分漫长，大体可分为南北两条线，其中，南线是从成都乘汽车南下到重庆，再转乘轮船，沿长江顺流而下抵达南京；北线则是从成都乘汽车沿川陕公路北上，翻越秦岭，前往宝鸡，然后转乘火车沿陇海、津浦铁路线抵达南京。金陵两大学师生们分批次踏上了返宁路程。当年因交通工具的简陋破旧，加上“国府返都”的拥挤，归途上的一路艰难困苦自是不堪言说，但人人都情绪高昂、兴奋异常，终于可以回家了！

　　金陵两大学南京校园在日寇铁蹄的蹂躏下，校内设施与教学工具早已残缺不全。两大学师生在陈裕光、吴贻芳两位校长的率领下，克服重重困难，积极准备复课。1946年9月，当新学期来临之时，金大与金女大如期在南京开学，金陵两大学的师生从此结束了八年流亡在外的生活。

强教育 金陵薪火传

　　1949年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即，金大与金女大均作出拒绝迁台的决定，这一年的春天，寒假过后，两校均如期开学。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随着中美关系的急剧恶化，两大学的外籍教师相继离开中国，当年底，美国教会中断了对两大学的经济资助。1951年3月，金大与金女大合并，成立“公立金陵大学”。

　　1952年7月，全国进行大学院系调整。金陵大学与南京大学（即原中央大学）合并，成立新的南京大学，校址为原金大校园（今南大鼓楼校区）。除华东药学院（即今中国药科大学）外，以原金陵大学、原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与原中央大学的相关院系为主体，在南京组建了七所高校，分别是：南京大学、南京工学院（今东南大学）、南京师范学院（今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农学院（今南京农业大学）、华东航空学院（今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华东水利学院（今河海大学）、南京林学院（今南京林业大学）。其中，金女大原校址为今南师大随园校区。

　　金陵两大学分别存世64年与40年，虽然其办学最初有着传教方面的目的，但客观上也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尤其是今天南京的高校资源能跻身于全国高等教育的三甲行列，仅从此角度看，金陵两大学也应是功不可没。

　　现如今，坐落在南大鼓楼校区与南师大随园校区中的一幢幢雕梁画栋、美轮美奂、中西合璧的宫殿式大屋顶老建筑物，仍在无声地诉说着金大与金女大曾经的过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