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海婴使用过的禄来相机

周海婴（右一）在华中轮上的自拍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8月，周恩来要求香港分局“护送在港民主人士进入解放区”。据统计，从1948年9月到1949年9月，共有20多批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乘船北上。在这些充满艰险的旅程中，很多人写下了诗歌、日记、回忆录等文字材料，但拍摄的影像却非常少。不过，1948年11月的第二次秘密北上却是个例外，留下了不少珍贵的照片，而这，要归功于一位青年和他珍爱的相机。

拥有一架相机是儿时的愿望

　　这架相机是怎么来的呢？让我们从它的主人周海婴说起。周海婴是鲁迅和许广平唯一的孩子，小时候就喜欢摄影，梦想拥有自己的相机。据他在《镜匣人间》中回忆：1937年，一位蔡姓阿姨邀请母亲去杭州休养，他也随同，“蔡阿姨有一只黑色小型相机，不时地拍些风景。很快她看出我对相机的好奇，经不起我左缠右磨，允许我按了几次快门，这一年算是我摄影的开端”。8岁时按下的这次快门，开启了周海婴与摄影的终生缘分。1943年，许广平的朋友借给他一只小方木匣镜箱，周海婴正式开始学习摄影；1944年，15岁的周海婴“把积攒的零花钱和压岁钱合在一起，走进曾在橱窗前流连‘观察’了多少次的二手相机店”，购买了“一只最便宜的翻盖皮腔式相机”，不过，就是这种便宜货，他也不能负担，几个月之后就为了缴纳无线电夜校的学费，而将其变卖了。

　　鲁迅去世后，许广平积极参加民主活动。1948年9月20日，许广平受中共中央邀请到北平参加新政协。同年10月18日（鲁迅忌日的前一天），许广平和周海婴从上海出发，辗转杭州、南昌、长沙、广州等地抵达民主人士聚集的香港。

　　他们即将去的东北，天气寒冷。出发前，中共香港局提供了一笔费用给许广平和周海婴，用来购买御寒衣物。周海婴决定购买一架相机：“照相机必然有用，愿意小作贡献，拍摄些具有新闻的照片。”

　　但钱从哪里来？周海婴尽力压缩支出，购买便宜的二手旧衣物代替新衣，硬是省出了一些钱。他把钱揣在口袋里，在香港的街头寻找合适的相机：“我花费很多时间，跑了不少店询问价格，尽量选择质量合意而又价钱适宜的品牌。最后我选了低价‘禄莱’相机。”

　　这架德国产的禄莱福莱（Rolleiflex）双镜相机，花费了周海婴约800元港币。由于预算有限，他只能选配差一些的镜头，虽然从技术的角度看有些许遗憾，“成像的清晰度差了很多，放大后的相片比较‘软’”，但对于一个热爱摄影的19岁青年来说，这已经值得开心很久了。相机、镜头，再加上购买遮光罩、黄滤色片等配件，总共用掉900元港币。

　　相机和镜头有了，还需要耗材。周海婴在香港购买了24卷黑白胶卷和少量彩色胶卷。黑白胶卷又分为两种，红盒、感光度50度的“万利”，以及绿盒、感光度100的全色片，后者的价格较高。此外，周海婴还购买了显、定影成品药，他用这些药品，加上到达东北后用“接待组织发给每人每月的零花钱”在照相器材店购买的一只二手显影罐，冲洗出了我们后来见到的照片。

　　周海婴带着这架禄莱相机，记录了民主人士北上的历史瞬间。他此行拍摄的照片可分为两部分：华中轮上的海上旅途、东北解放区的见闻。

在华中轮上跟拍海上旅程

　　1948年11月23日夜，周海婴和母亲，以及其他十余名民主人士，乘坐小舢板，在维多利亚港夜色的掩护下，登上了“华中号”货轮。次日，经过海关查验后，拔锚北上。不久，船驶出香港当局管辖的水域，乘客们可以自由地在甲板上活动，周海婴也拿出相机，开始了跟拍之旅。

　　华中轮的乘客中，冯裕芳已经65岁，马叙伦、丘哲63岁，郭沫若56岁，即便是年纪小一些的也已是中年，都是周海婴的长辈。对于周海婴这个小跟班，他们非常怜爱。看到周海婴提着照相机，在甲板上寻找拍摄的景物，比如跟在船尾飞翔的海鸥，或是劈开波浪前进的船头等。老先生们也会请他过来，为自己拍照留念。

　　一张单人照中，丘哲身穿毛呢西装马甲、打领带，左手扶着甲板上的通风筒，在阳光下眯起眼睛。显然是周海婴半蹲着拍摄的。另一张三人照片中，右侧的郭沫若身穿深色长衫，戴一顶软绒帽，双手抄在袖筒里，典型的中式风格；左边的侯外庐则是西装领带，一副西式装扮；中间的许广平着浅色双排扣短大衣，一脸慈爱地看着为他们拍照的周海婴。

　　在船上，周海婴不光拍别人，还留下了不少自拍照。一张照片中，穿西服的宦乡、穿长衫的沈志远，还有穿夹克的周海婴，站在镜头前，远处几个水手笑眯眯地看着他们；另一张照片中，马叙伦、郭沫若、许广平、曹孟君、侯外庐在前排，周海婴则高高地站在后排，看着镜头微笑。即将参与一项伟大事业的喜悦洋溢在每个人的脸上。

　　华中轮于12月3日在丹东附近停泊，周海婴等人乘小船登陆。上岸后，中共方面派地方组织负责人前来迎接，有人提议合影一张。于是，周海婴又拿出相机，留下了14人的大合影。与温暖的南方相比，12月初的东北已是天寒地冻，可以看到，照片上的人们一改船上颜色各异的秋装，统一换上了深色的棉袍，翦伯赞、马叙伦、郭沫若、侯外庐、丘哲等还戴上了围巾。这张照片，为海上旅途画上了句号。

在东北解放区随走随拍

　　之后，一行人乘坐汽车赶往沈阳，入住铁路宾馆，与第一批北上的民主人士会合。周海婴的相机也没有闲下来，在居住的沈阳铁路宾馆、视察的东北解放区各地、离开东北的沈阳南站，以及赴京的列车上，他拍摄了比华中轮上更多的照片。

　　在沈阳铁路宾馆休整后，东北局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安排民主人士到吉林、长春、抚顺、鞍山、哈尔滨等地视察。民主人士非常关心解放区的土改情况，在沈阳，东北局请他们走进村庄和农民的家中，作切身的了解。在一个村庄里，陈其尤和李济深坐下来，向管理人员和农民了解情况；大院里，聚集来的青年农民系上腰带，为远道而来的客人们表演东北大秧歌；王昆仑的女儿王金陵走到孩子们中间，俯下身问他们生活得怎么样；民主人士还和农民一起举起手臂，高呼口号。在参观位于哈尔滨的东北烈士纪念馆时，李济深欣然题词：“革命之血烈士之灵，化春泥而培植，岂落花之无情，浩气无垠，人民永生。”这些珍贵的瞬间，都被周海婴一一抓拍下来。

　　沈钧儒喜欢盆栽，在沈阳铁路宾馆时，他将一段姿态优美的枝条插在大玻璃瓶中，搬到铺着白色台布的桌子上，然后坐在桌旁，请周海婴为他和盆栽合影，留下了一个有趣而温馨的画面。还有一次，沈钧儒与李富春坐在房间的沙发上谈话，周海婴为他们抓拍了一张合影：李富春身体微微前倾，一指托腮，开心地笑着，沈钧儒则探询般地看着镜头，充满慈爱。

　　周海婴毕竟是青年，容易与同龄人打成一片，民主人士之外，东北局的年轻工作人员，如负责接待的干部、警卫员等，也出现在禄来相机的取景框中。此外，他还为黄振声、李民欣、赖亚力等人留影。有意思的是，周海婴留下的肖像照中，不少民主人士此时都已经换上了中山装，完成了从内到外的“北上”。

　　民主人士闲暇时的一些娱乐活动，周海婴感到有意思时也会拍下来。在铁路宾馆，沙千里教周海婴打“开伦弹子”（花式台球），只见他手持球杆，微笑着准备击一只白球，周海婴则手拄球杆，认真观察着桌面上的局势。桥牌也是受欢迎的活动，在没有工作的晚上或者乘坐长途火车时，大家会打上几圈。周海婴回忆：“在沈阳没见有人玩麻将牌，只有间隔地晚间打打桥牌，凑足四人就玩起来，用自然叫牌法，没有固定的搭档。”周海婴还曾与李济深同桌竞技，并且大义凛然地寸步不让，“林一元经常在旁观席，给最年轻的我使眼色，别让李将军宕太多牌难堪。在大家的兴头上，我当时又值年少气盛，岂肯‘放一马’！”周海婴拍摄的一张照片上，就留下了李济深打牌的身影，画面中，李济深正将一张牌插入牌堆，旁边的朱学范则在认真地研究自己手中的牌面。

　　这架禄来相机留下的北上照片，特别是轮船上的影像，是独一份的，在统一战线史上有重要价值。周海婴对这架立下汗马功劳的相机也珍爱有加，1980年拍摄《鲁迅画传》的部分照片时，他仍在使用这架相机。2010年，周海婴将跟随了自己60多年的禄来相机，捐献给了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如今，它被评为国家一级文物，在陈列馆的展厅里，继续向人们讲述着那段北上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