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智识阶级的人实在太暮气了，我们的精神和体质实在太衰老了，如再不吸收多量的强壮的血液，我们民族的前途更不知要衰颓的成什么样子了！”这是顾颉刚先生写下的话。

　　1925年4月30日至5月2日，顾颉刚与容庚、容肇祖、孙伏园、庄严至妙峰山考察庙会，这是中国现代民俗学首次严谨的、有组织、有目的的民俗学调查。让顾颉刚先生惊叹的是：“他们的组织是何等的精密！他们在财政、礼仪、警察、交通、储蓄等各方面都有专员管理，又有领袖人物指挥一切，实在有了国家的雏形了！”

　　数十万进香者井井有条，全无“一盘散沙”气象，顾颉刚先生看到“强壮的血液”就保存在“自己民族中的下级社会的文化”中，“到民间去”“了解他们”“教化他们”成几代学人的使命与追求。

　　妙峰山庙会始于明（一说元），盛于清，每年阴历四月初一起，十五止。清代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记：“人烟辐辏，车马喧阗。夜间灯火之繁，灿如列宿。”“香火之盛，实可甲于天下矣。”致有“政治中心在北京，宗教中心在妙峰山”之说。

　　妙峰山有无数的谜：供奉的碧霞元君是谁？为何称金顶？明明是道观，为何住持是和尚？离京城远，为何民间影响力最大？谁在背后运作？同时供奉的王三奶奶是谁……又逢妙峰山进香时节，重温顾颉刚先生百年前的惊叹，借著名学者吴效群的《妙峰山：北京民间社会的历史变迁》《走进象征的紫禁城：北京妙峰山民间文化考察》两书，试回答以上诸问。

碧霞元君身份说不清

　　妙峰山供奉碧霞元君，又称泰山奶奶、老娘娘等，作为京津香主，身份不明，至少有五种说法：

　　东岳大帝（泰山）的女儿。据晋代张华的《博物志》，周武王梦一妇当道哭，自称泰山女，嫁为西海妇，欲经灌坛东归，行必有风雨，可姜子牙正任灌坛令，有德，不忍降灾。周武王便召回姜子牙三日夜，暴风雨果从城外经过。

　　成仙民女。汉明帝时，民女玉叶7岁学道，14岁入天空山（泰山）修炼，3年后成仙，又称玉女。

　　黄帝女儿。明谢肇淛在《登岱记》中称：“元君者，皇帝七女之一也。”

　　华山玉女。明王世贞在《游泰山记》中称：“元君者，不知其所由始，或曰华山玉女也。”

　　无生老母。明清民间秘密宗教创造的创世女神，生96亿“皇胎儿女”，遣往东土，最终她将带领他们回归“真空家乡”，彻底解脱。

　　据《乾隆京城全图索引》，当时北京有30多座碧霞元君庙。清朝皇家本偏向丫髻山（位于平谷区刘家店镇）。1703年，康熙进香，60大寿时又打赏。道光的母亲在1837年参加了丫髻山庙火灾重建的开山典礼。慈禧也常拜谒。

　　妙峰山笑到最后，成为北京“五顶”碧霞元君庙之上的“金顶”。为何称“金顶”亦是谜：一说山上有巨石，夕阳照射成金色；一说房顶呈金色；一说它是北京“五镇”中的西镇（即“金镇”，也有说法称大钟寺、红山口演炮是“金镇”）。更大可能是皇帝赐名，早期清帝每年“移驾”承德，必过丫髻山，丫髻山曾称“金顶”。道光后国力衰弱，清帝长驻京城，转而支持民间更认可的妙峰山。

一山囊括儒释道

　　学者庄严在《妙峰山进香日记》质疑道：“最奇者，天仙圣母碧霞元君据说为东岳大帝之眷属，理应属之道教，纵不然，亦应由尼姑侍奉。今庙中住持竟是和尚。”

　　汉学家韩书瑞认为：“山上这座小神龛要归功于一位和尚、一位道士和一位普通人的共同努力，是他们在1662年建起了这座庙。所以它根本谈不上纯正的谱系。”

　　民间传说，妙峰山初由道士住持，因赌钱，将“大顶”输给和尚，应是无稽之谈。自明代起，“三教合一”成主流，诸教混合共处的庙宇不罕见。妙峰山便供奉了碧霞元君、子孙娘娘、眼光娘娘、王三奶奶、月老、药王扁鹃、财神、佛教的观音、地藏王、梨园祖师喜神……顾颉刚说：“门内左首，有一个小若龛子的三教堂，供的是一僧一道一官，算做儒释道三教的象征。天仙圣母真阔气，三教都寄在她的宇下了。”

　　可见，妙峰山被追捧，不完全来自信仰，还有“社会”因素。

　　所谓“社会”，源于古人社祭（祭土地神）时的相会。社祭每年两次，即春祈秋报，汉代天子至百姓均有社，社日是集体的狂欢节，人们载歌载舞、互相扶持。

　　顾颉刚先生便意识到：“朝山进香是他们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决不是可用迷信二字一笔抹杀的。”

　　学者金勋在《妙峰山志》中指出：“开山之日各路景象一新，香客热烈团结，互相亲爱，欢声载道，虔诚代（戴）福还家之词不绝于耳。真有同作佛国民之概。”因而认为“北京城盛衰以妙峰山香火为转移，香火盛则国运盛，香火衰则国运亦衰，人心世道亦堕落矣”。

文会都有祖师爷

　　妙峰山的“社会”中，文会占总数三分之二，武会占三分之一，均自称“为老娘娘当差”。

　　入会者必须：三月初一拜天台山（在石景山区）；四月初一妙峰山、西顶（在海淀区蓝靛厂，回来时路过）；四月十八南岗子（传说是碧霞元君的娘家）；五月初一南顶；六月初一中顶；九月初一北顶；九月十三三台山（今小红门一带）。

　　每年三月十五至二十，开山会上妙峰山伐碍人的树枝；此后，修道会补路，路灯会设灯；三月二十八，掸尘会清扫，并至灵官殿执赶山鞭，“驱赶”野兽；三月二十九，裱糊会给庙里糊窗户……

　　进香前，会员“守晚”（即宣布纪律），“不准拥挤喧哗玩戏，亦不准沿途摘取花果，以及食荤饮酒”。启程前燃香敬祖。

　　文会分行香和坐棚（又称茶棚）。

　　坐棚沿途设立，棚中有碧霞元君像，香客对其三叩首后，可免费享受粥茶，但不可吐茶根，不可丢弃食物。有人开玩笑，在桌子上放一碗盐，香客以为是白糖，拿起馒头便蘸，知道不对了，又不能丢弃。武会过茶棚，上山时双方执事交换拜知，下山需演节目。

　　行香有修路的、装路灯的、修鞋的、修补锅碗的、缝纫的、呈献茶棚用具的、呈献供具的、献茶盐膏药的、收集焚化字纸的，代别人进香的……均无偿奉献、服务他人。

　　文会都有祖师爷。献盐会、咸菜会供秦始皇，传说修长城工匠只有咸菜吃；月饼会、面鲜会供闻太师，传说他征东海时发明点心当军粮；开山修道会、裱糊会供鲁班；巧炉会供太上老君；膏药会供孙思邈；缝绽会供孙膑；白纸会供蔡伦……

武会重礼节

　　武会即开路（钢叉）、五虎棍、侠客木（高跷）、中幡等“十三档”。传说出自宫廷，明代由卢姓太监、童姓太监掌管，二人意见不合，皇帝一怒之下，将包银子的包袱皮一撕两半，让二人各行其是。卢太监传艺民间，以半截包袱皮为旗，上沿平直，故武会均自称“卢家门的”，童太监一脉失传。

　　武会分“井字里”和“井字外”，前者指城里武会，后者指西南郊武会，前者严守“十三档”规矩，后者较松散，多高跷，但武会数量多。清代各衙门重武，亦组武会，初期“内八档”各有绝活，后衰落。

　　武会重礼节，即“必读孔孟之书，必达周公之礼。君子敬而无失，我与人恭而有礼。人过留名，雁过留声。我小会一过，我扬名四海，我哪有不拜之礼”。

　　对香会来说，“闯纛越驾”是奇耻大辱。民国时，两家武会一前一后，后边侠客木会的“膏药”（丑角，抹白鼻梁，手执膏药旗或串铃）开玩笑，三次闯入前会后辕门，前会用旗拦，均被他跳过，遂大怒，用刀砍了高跷腿，将其痛殴，回去不久便死了。

　　茶棚有“七星纛旗”，武会路过，拜后才能前行，可有人开玩笑，把纛旗放山窝里，武会看不到，又不敢“闯纛越驾”，只好在路中间干等，造成拥堵。

　　妙峰山进香后，还要去西顶进香，道路难行。武会严禁后队超前队，起屏（开拔）时，必放“二踢脚”。民国初，一武会为赶路，没放炮就偷偷抄近路跑前面去了，前会还在等消息，知道后，追上去把笼幌都给砸了。两会本一家，平时一起练功，但坏了规矩，必须武力解决。

有钱能使“神”推磨

　　规矩严看对谁。清代天津民众也信碧霞元君，称妙峰山的庙门正对着天津，说明碧霞元君时刻关注天津信众。光绪十年（1884年）刊印的《津门杂记》写道：“（妙峰山）香火极盛，每年于四月开庙，朔起望止。此半月中，道中行人如蚁，车如流水马如龙……天津人士信之者笃，赴之者众。”

　　天津的武会喜扮西游记，多戏谑，竟有孙悟空。孙悟空是五虎棍会的祖师爷，竟然被拿出来耍，很容易引发武斗，却没引起过激反应。一是“井水不犯河水”，规矩对内不对外；二是当时天津人有钱，惹不起。

　　顾颉刚说：“天津是商业中心，商人是有钱的，所以他们在香市中最占势力……北京方面是完全由于捐款……他们没有天津人的阔。”

　　天津茶棚真给馒头，多数北京茶棚舍不起。庙会期间，山上驻了4个消防队，据说是天津盐商八大家雇来的。民国时，天津大盐商李荩臣花钱修葺了妙峰山各殿，还供养了看庙的，时人称“妙峰山是天津李善人的家庙”。

　　天津人还给妙峰山添了神——王三奶奶，她是天津郊区的农妇，虔信碧霞元君，会简单医术，常给穷人无偿治病，口碑好，进香时死在山中，天津信徒“在妙峰山下的大觉寺旁为她修了一座坟墓，还在碧霞元君殿西面盖了间殿堂，塑上她的像”。

　　1925年，王三奶奶像还“完全是一个老妈子的形状”，4年后，顾颉刚再去看，已“头上戴着凤冠，身上批（披）着黄色华丝葛大衫”，成了“慈善引乐圣母广济菩萨”，妙峰山巅的旗帜上，公然把王三奶奶与碧霞元君相提并论……

发现传统的真精神

　　王三奶奶上位，体现了古人信仰中满满的人情味。

　　上香者中，不乏极端行为：如爬香，嘴戴牲口嚼子，背马鞍，四肢着地，表示愿当牛马，茶棚则派四个小伙子用白布兜着他，抬至下一个茶棚；再如拜香，几步一磕头，茶棚则持蒲垫向前扔，按礼仪，磕头应在蒲垫上，拜香者只好追着跑，减少消耗；还有翻砖，进香者手持一砖，翻一面磕一头，茶棚便抢过砖，向远处扔去，使其少磕头；另有提灯挂炉，用铁钩穿透皮肉，下挂重物，茶棚用木棍撑住重物，减少痛苦……

　　民国初年，妙峰山上兴隆十八盘稠茶棚毁坏，无钱修缮，会头连九听说军阀张宗昌的姨太太来进香，就用大钉把自己的腮帮子钉在门框上，姨太太吓坏了，答应捐款，稠茶棚得以修复。

　　对妙峰山的香客们来说，“仁武”是他们的终极梦想。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说，传统中国没能力建立强有力的国家行政统治、兴办大规模社会事务，导致在实际生活中，权力结构是松弛和微弱的，是挂名的，是无为的。权力后退，社会便有了空间，只是人们常忽略社会的存在。当妙峰山呈现出社会的真面目时，我们会发现，原来传统文明养育出来的人也有如此的骄傲和自豪，也在追求着理想生活，不惜为此“抢洋斗胜，耗财买脸”。互助、友爱、悲悯、同情、热情、慷慨、侠义、充满自我牺牲精神……这才是我们传统的真精神，难怪顾颉刚先生在百年前发出惊叹，这是“民族强壮的血液，现代国家的雏形”。有了这种精神，中华文明必能冲过历史的地峡，重焕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