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伟志全集》（25卷本）出版后，很多人问：“这一千万字是怎样写出来的？”从大学毕业到现在已有67年，发表了近千万字的文章不算多。扣除“不宜动笔”的年代，能写出一千万字也不能算少。写，是奉实践之命、书本之令而写的。那时间呢？说起写作的时间，是同我这个人不会生活有关。我是用“三少”换来了一个“多”，时间多。

　　一、少点应酬，“秀才人情纸半张”颂。我是用别人串门的时间来写作的。我出于观察社会的需要，与不同的观点切磋，与三教九流琢磨，但都不是亲密无间，而是亲密“有间”。亲密“有间”有一个缺点：说话没人听。不过，这里有个价值考量：是怕说话没人听，还是怕文章没人看？我更怕后者，不计较说话没人听。亲密“有间”还有一个更大的缺点：欠下的人情太多，令我深深内疚。我坚持“秀才人情纸半张”，对恩人、对引路人用“纸半张”来表达，送“纸半张”比送2斤酒要雅。对很多老领导，他们风光时我不吹捧，他们逝世后我再忙也要写挽联、写纪念文章。我大约为20多位老首长写过纪念文章，还有卫生员、理发员、驾驶员、炊事员、饲养员、电话接线员、机要员、警卫员等“八大员”对我有所帮助的，有或大或小的恩情的，在他们健在时或逝世后，我都写赞扬他们的文章。

　　二、少点是非，“与人无争，与世有争”。劳而无怨，我是用别人以牙还牙的时间来写作的。写文章有个准则：有的放矢。“矢”一放，就难免引发“的”出来说“不”。有人一听“不”字就跳，甚至是睚眦必报。我不是。我认为与其花工夫扯皮，不如用这个宝贵时间从更广、更深的理论层次上多写点。“谁人背后无人说，谁人背后不说人。”再说，有人说“不”，也是另一种形式的关心和激励，有时比说“诺”更可贵。就是人家的“不”不对，那也会促使自己谨慎、谦虚和发奋。何况很多“不”也有合理成分。还有些“不”，是误会。误会是富含戏剧性的，没有误会就没有多彩的人生。忍一事，少一事，方能多一文。我的人生哲学是“与人无争，与世有争”，只愿为天下事多建言，永远铭记毛主席的教导，只为“指点江山”而“激扬文字”。

　　三、少点娱乐，“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我是用别人打牌、看球、跳舞的时间来写作的。我幼年时，村与村、乡与乡有赛足球的风俗。但是，母亲和外祖父怕我乐不思“书”，不让我出门，把我关起来看书、背书。因此，我身上的文体细胞极少。卡拉OK进入中国时，我为了知道什么是卡拉OK，去体验过两次，后来就“OK”了，与之“拜拜”了。少娱乐并非没有乐。“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书中有乐，学到新知是乐，释疑解惑是化苦为乐。

　　此消彼长，没有那三方面的“消”就没有写作时间的“长”。我浑身上下没穿过名牌，饭桌上少不了大葱大蒜，没有什么美食，常常是十来分钟就吃好一顿饭。家里的摆设也很简单，不必花时间整理。我这个从山坳里走出来的穷苦人，牢记《后汉书·马援传》里的“穷当益坚”，坚持认为，只有生活简单化，才能换得知识复杂化。

　　1977年，我在北京与中科院应用数学所一墙之隔，常与华罗庚所长见面。我向他讲起1958年我在《中国青年》杂志上看到他讲运筹学的科普文章，在他教导下，开始晓得一些农民套种、夹种的道理，令我获益匪浅。我努力做到把一天大于24小时，把一年多于365天。最终，我用这60多年时间炮制出了《全集》的这些文字，包括还有200万未曾发表过的、没有收录进去的文字。

　　我今年87岁了，仍坚持“晨起鸟啼前，夜卧人静后”。尽管春蚕已经变成爬不动的老蚕，只要没死就要为科学、为社会继续贡献几根细丝。

　　2025年元月15日写于马虎居

　　（作者为上海大学终身教授、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