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灵

郁达夫

　　全面抗战爆发后，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变成了孤立的区域，被称为“孤岛”。留守在此的中国文化人士，坚持爱国立场，克服种种困难，在重重压力下，展开各种形式的文化活动。作为坚守上海文化阵地的一员，柯灵突破日伪文化封锁，团结了一大批爱国进步作家。1938年1月25日《文汇报》创刊后，柯灵在其主编的《文汇报·世纪风》副刊上积极宣传抗日。当年12月28日，郁达夫从福州赶到新加坡，应《星洲日报》之邀，主编该报文艺副刊《晨星》和《繁星》。

柯灵与郁达夫的通信

　　1939年2月，柯灵从报章上获悉郁达夫在新加坡已安顿好日常的工作和生活后，就给他写信，交流关于更换文稿的事，信中说：

　　从上海成为“孤岛”以后，我即在此间编《文汇报》的副刊《世纪风》。先生说想替孤岛上的文化人，做一个沟通的掮客，我想，我也许可以跟先生做个跑街的。

　　这封信于2月28日发表在《星洲日报·晨星》副刊上。郁达夫收信后很快就给柯灵回信，发表于1939年3月17日《文汇报·世纪风》副刊，原标题为《关于沟通文化的信件》，节选部分如下：

　　上海孤岛的一般状况，我们因为在此地看得到沪报，所以约略也知道一点。对于文化人的残留在上海者的那一种苦斗的精神，还有第三国的文化友人们的那一种援助的情形，我们都感觉到万分的欣慰。中国文化遭受了这一次野蛮人袭来的大劫，一时虽则会有重大的损失。——如文献的被劫夺偷盗，文化机关的被破坏等等……但根本上恐怕只会起加强创造文化者的奋起的决心，与肃清文化界中不纯分子的两种作用。……我自抗战事起后，就到了武汉，以后便一直的向各战场上跑。直至中央决计放弃武汉之后，始和政治部的诸同事分手；他们由桂林而去了重庆，我则由长沙，经江西，而到了福建。从闽西北又跑到闽南，走了一圈，住了两月，就上这里来了；在此地所负的是星洲日报副刊编辑的责任。此外，我更打算于三月中出一文艺半月刊，内容形式，大抵同从前的创造周报差不多，每期约可容两万字以上的样子。……我们以后，当紧紧地携起手来，来从事于海内外的文化沟通这一个工作。

　　而郁达夫第二次给柯灵回信，柯灵以《海外通讯》为题，隐去收信人的姓名，在《文汇报·世纪风》1939年3月29日刊载，信中说：

　　在接你来信的第二天，我就写了一段公开的信，在这里的星洲日报副刊晨星栏里发表，但此稿恐怕你看不到，所以又剪下附上。……南洋的侨胞，爱国热忱，几乎达到疯狂症的一百二三十度。穷人苦力，于每月认爱国捐之外，更在一批一批地组织回国去服务。前一礼拜，刚有罢株巴辖的机工四十八位勇士，上了回国的征途，现在第二批也已经招募组织好了，不日也就要出发。他们出力，预备直上战场去服役，此外的同侨及侨民团体，则合起来出钱，供给他们以旅费、零用及杂品之类。……就单以南洋的华侨来做后盾，在经济上也决可以继续两三年的接济。以南洋来类推，新金山旧金山，以及南美各地，我们的侨胞，还很多呢！侨众的教育，近来也很进步了。凡在公立学校初级小学毕业的中国国民，都会唱爱国救国的歌，都愿意回国去与狄众们拼命。再过七八年，到了这一批小国民长成之时，中国的国力，一定又要增加数倍。闲话不再说，先讲一讲我这一次将编印的文艺半月刊。大约三月底边这杂志一定可以出来。

　　这一封复信，体现了郁达夫的细微之处。他担心柯灵看不到报纸，特寄剪报供其存念。郁达夫坚信国人有抗战必胜的信心，并对日本侵略者做了细致的剖析和新加坡的时局现状以及侨胞爱国救国、团结，一致对外抗敌的决心。

　　信的最后提到了《文艺半月刊》杂志，郁达夫南下后就拟定计划，准备在1939年3月间出版一本《文艺半月刊》，希望把南洋文化和中国文化，作一个有计划的沟通。可见郁达夫对《文艺半月刊》的编务，不管是形式的编排或内容的要求，早已胸有成竹。而其创刊的态度是积极的，期望能在不被日本炮火所笼罩的新加坡，建立起一个文化中继站。为达致这一愿望，他写信给柯灵，并委托柯灵联系赵家璧、戴平万等人代请邀稿。然而，郁达夫多月来的努力付诸流水，《文艺半月刊》胎死腹中，其主要原因在于国内方面虽有来稿，然而还是不够，所以启事中有“惟因国内稿件来源困难，故未实现”这句话。

　　1939年5月18日，《文汇报》被迫停刊，柯灵随后转到《大美报》，担任副刊《浅草》的主编。是年12月柯灵再次收到郁达夫的来函，仍隐去收信人名，以“××先生”代之，并冠以《南海短简》之题，刊于12月28日《大美报·浅草》上，部分内容如下：

　　新年又转瞬将到，希望你能为我收集些关于“这一次新年的文坛人的希望”稿寄来。抗战势必持久……至于傀儡新政权的树立，则很不容易，因为汪某不是弗兰哥，而一时组织傀儡军团，又不易成功。……因此种种关系，所以就是到了明年元日，傀儡亦颇不容易登台。

　　这封信不仅期望两地文坛能够加强交流，还提及了抗日战争的形势以及对战争前途的展望。“弗兰哥”指的是1939年4月上任的西班牙法西斯独裁者佛朗哥。郁达夫认为“抗战势必持久”是很有见地的，而汪伪政权迟至1940年3月才正式粉墨登场，也证实了郁达夫“就是到了明年元日，傀儡亦颇不容易登台”的预测是有根据的。《浅草》所刊此函虽非全信，已颇为难得了。

　　现在已知柯灵在《世纪风》《浅草》时期一共刊发了三通郁达夫南洋来信，前两通早已编入《郁达夫全集》，唯独这通《南海短简》在2023年才重见天日。

　　1946年6月初，柯灵随唐弢、太平洋旅行社社长张邦铎等一行三人到浙江富阳拜访了郁达夫的二哥郁养吾，这是柯灵第一次踏上富阳这块土地。然后三人溯江而上，走了整整9个小时，写下了《桐庐行》这篇传世之作。

柯灵的第二次富阳行

　　1985年9月17日，郁达夫逝世40周年纪念会在富阳县举行，来自海内外与会者达300余人。在这些与会者中，且不提日本学者铃木正夫作关于郁达夫被害真相的学术报告，也不讨论分散在各地的郁达夫子女重聚故乡的感人场景，只是那些当年与郁达夫有过交往的老一辈著名文学家——楼适夷、唐弢、许杰、范用、汪静之、徐开垒、杨纤如、柯灵、王西彦等人，不远千里，克服旅途的疲惫，前来参加纪念会，这份心意就已经十分感人了。其中柯灵和王西彦是与郁达夫同时代的作家，徐开垒虽稍后，但也熟谙“孤岛文学”。纪念会报到的第一天，三位老作家同纪念会领导小组组长黄源，风尘仆仆地从桐乡赶到富阳。次日一早，县里安排来自各地的郁家兄弟姐妹和三位老作家瞻仰郁达夫故居。郁氏祖居就在鹳山南麓，当时的街路也都没有铺设青石路面，导致通车困难。老作家们从招待所出发，安步当车，沿着鹳山山脊的石阶缓步而行。一路上，他们同郁风等兄妹交谈郁华、郁达夫这两位烈士爱国的壮举，以及郁母饿死后山不屈于日寇的高风亮节。

　　柯灵晚年耳朵失聪，行走不便，他随众人站在双烈亭前，望着茅盾题的“双松挺秀”的匾额，郭沫若写的诗碑以及介绍郁华、郁达夫的铭文时，激动地对大家说：当年郁华律师不幸遇难，是轰动上海滩的大新闻。当时正在编《文汇报》副刊的柯灵听到这消息，义愤填膺。此时，大家都怀着肃穆与崇敬的心情，缅怀在那腥风血雨的年代郁氏兄弟的壮烈牺牲。

　　随后，他们一行进了园洞门，来到郁家祖居“松筠别墅”，踏进客厅，房间里陈列着不少郁华和郁达夫的遗物，以及中央人民政府颁发的烈士证书。他们同郁风等兄妹讲述与讨论当时的情况，特别谈到当时文艺界的情况及郁华、郁达夫在上海的活动，这些谈话，为后来研究郁达夫提供了不少佐证。

　　三位老作家站在松筠别墅楼上的走廊上，凭栏眺望屋前静静流淌的富春江，真是江水镜平、天高野阔、河山如画。随后，他们移步到“春江第一楼”前面的大樟树下，与郁家兄弟姐妹及子女合影。回想1935年，郁华、郁达夫全家也曾在这儿拍过一张珍贵的照片，此时此地、此情此景，怎能不使人产生怀友之幽情！

　　在郁达夫逝世40周年纪念会开幕式上，柯灵作了题为《不废江河万古流》的讲话。他说：“我是郁达夫先生的后辈，今天能够参加这个会，心情很激动，感慨很多。我的发言只谈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评价郁达夫先生。……我们对一个作家怎么评价，怎么给他作出正确的而不是偏颇的历史结论，在我看来，可以从三个环节看问题：第一个环节是看他作品的成就，对于他所处的时代起什么作用；第二个环节是看这个作家的人品和作品是不是浑然一致，他对人生和艺术的实践，达到了多少忠诚的程度；第三个环节是看他的大节。我看这三个环节大致可以对一个作家作出比较客观的评价。”

　　郁达夫是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先驱，他的小说传递着时代的呐喊，也使阅读者心灵受到震撼。他的作品对当时的青年特别有影响。

柯灵是郁达夫作品的受益者

　　柯灵在那时还是少年，后来加入了新文学行列，可以说，他直接或间接受到郁达夫作品的熏陶、栽培和教育。几十年来，大家公认郁达夫一生所言所行率真至极，已经到了“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境界。但他这种忍辱负重、屈人之兵的气概，却很少有人理解。因为他不单纯是一个作家，更是一个为中国共产党秘密工作的“特工人员”。通过其为中共江苏省委秘密创办的地下刊物《民众》杂志，郁达夫表现出了一个中国人的气度。

　　郁达夫的那些作品，字里行间或隐晦或明显，都表明了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柯灵说：“他同情革命，他的思想行动虽然有时很隐晦，有时猛进，很曲折，但是一片赤忱，从来也没有显示退坡。要理解人的真正价值，不能光看外表。郁达夫后期写了很多游记，比如他的代表作《屐痕处处》，大家一般地理解，说他寄情山水，脱离政治。从表面看是这样的，但是我还记得，就是郁达夫很著名的一篇作品——《钓台的春昼》里面，有这样一句话：‘中央党帝’，就是指蒋介石。在新文学作品中间，矛头直指蒋介石的不多。郁达夫称他是‘中央党帝’的时候，蒋介石已经坐稳江山，正在起劲地‘剿共’这样一个时期。当时像郁达夫这样敢于矛头直指的，在新文学作品中，并世无第二人。仅仅这样四个字‘中央党帝’，说明他的寄情山水是有因的，不是他的本心。”

　　后来郁达夫投身南洋，深入虎穴，在艰难险恶的环境中斗争，终以壮烈之举捐躯殉国，为其一生写了一个伟大的句点。郁达夫为国家贡献了很多，他不索取什么，也不要求什么，直到现在我们还不知道他的骨头埋在什么地方。

　　处于那个年代的郁达夫，被冠以“颓废作家”的称号，遭到这样那样的批评。其实，郁达夫的作品在真实反映那段时间里中国青年的灵魂上，已经是一个很大的突破了。柯灵说：“任何东西都是有局限性的，包括评论的本身。因为你不能保证你这篇评论在眼前，或者在将来，绝对不发现局限性。”

　　（作者单位：红色报刊史料研学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