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收藏的部分抗战时期的报纸

　　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我收藏的每份抗战时期的老报刊都承载着烽火年代的记忆，见证着中华民族的抗争史。

　　回想自己最初的收藏，从拆迁房到废品站再到全国各地旧货市场的寻觅，渐渐地建立了系统的收藏体系，也记录了收藏历程的酸甜苦辣。

墨香初遇

　　20世纪90年代，城市的发展日新月异，我的故乡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外区靖宇南头道街、承德街、南十六十七道街这一带，为了配合城市改造，一些街路、老旧房屋必须要打通或拆迁，在拆迁的过程中，一些老物件也必须要处理。

　　那时候，只要天气晴好，在街角、胡同经常有拆迁户在地面上铺一张苇席或者木板之类的，支起一个摊子。旧物什一件件排开：有掉了瓷的搪瓷缸、断了柄的锅铲、褪了色的毛主席像章、几本卷了边的连环画……都是些不值钱的物件。

　　每天早饭后，我就蹬着永久牌二八大杠自行车，穿梭在道外区纵横交错的胡同里，后座捆绑着两个大塑料编织袋子。每次我都是先到胡同去寻找那些老旧书报刊，然后再去废品收购站。废品收购站的王师傅总是把刚收上来的旧报刊单独放在一个角落里，那些沾满煤灰的《东北日报》、卷边的《大公报》、散页的《晋察冀日报》，在旁人眼里都是称斤论两的废纸，于我却是珍贵的历史资料。

　　开始的收藏，我只是针对试（创）刊号，时间一长，那些报刊的创刊号愈发不好找到了，只好转向其他。尤其是早期红色报刊和抗日战争时期出版的报刊，不管是不是试（创）刊号，我统统装入编织袋里。

　　我清晰地记得，1995年入秋之际，道外区北十六、十七道街又有大面积拆迁，那时候的旧货也多。我蹲在一堆泛黄的报纸、杂志前，无意中翻到一张1933年7月24日出版的《大北新报画刊》，粗略一看，版面很全，心中暗自窃喜。这个画刊是日本浪人山本办的中文版《大北新报》的附属刊物，金剑啸就利用日本人的招牌做掩护，进行反日宣传工作。当金剑啸掌握了这个画报后，利用内容不受警特机关审查的有利条件，立即以各种作品向日伪统治者发起了“战争”。如诗、文、照片、漫画等，有些内容是揭露和讽刺，有些则旨在唤醒人民群众的觉悟，激发他们的爱国情怀。

　　从此，油墨特有的松香气味混合着岁月沉淀的纸香，伴随在我收藏抗战报刊这条漫漫长路上，命运也开始一步步转变了。

岁月留痕

　　其实，对于这些售卖老报刊的摊主，他们当然不会了解更多报刊背后的故事，但他们有善于观察的本事。往往我在一个摊位看得时间久一点，他们就能够窥探出我喜欢哪类东西，便向我介绍一些还没有摆出来的这类旧货。

　　比如有位陈姓摊主，后来我们成了朋友。他是个瘦高的中年人，戴一副圆框眼镜，说话时总爱用手指轻轻敲击桌面，仿佛在打拍子。他见我很喜欢老报刊，就跟我说他家里有一个房间堆满了各种旧书旧报刊，连床底下也堆着几大纸箱子，夫妻俩常常因为这些旧破烂吵架。我问他这些旧物的来源，他说是他爷爷遗留下来的。我听后欣喜若狂，直觉告诉我，他家里一定有很多好东西，就想着到他家去看看。在那个电话和手机都不是很普遍的年代，我每次去访他，总见他埋首于一堆故纸中，这一次离开时约定好下一次见面的时间，不然就只能互通书信了。

　　陈先生家中的老报刊，比较多的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这些报刊印刷粗糙，纸张低劣，有的甚至是手刻油印的，其中不乏很多抗战时期的出版物。他对我讲，他爷爷是一个抗联老兵，回到地方后也是一个老干部，是一个很喜欢读书的人。

　　我抚摸着这些泛黄的纸页，心想，这些报刊，当时都是那些老报人冒着生命危险编印的，他们中的大多数老编辑老记者早已故去，连名字也没留下，唯有这些纸，穿越了几十年的烽火，奇迹般地留存下来，成了他们存在过的证据。这些报刊上的文字暗语，今日看来或许有些牵强，但在当时，却是沦陷区人民唯一的发泄方式。他们不能明说，只能暗写；不能直呼其名，只能影射。这种文字的智慧，是受压迫下的产物，是被征服者的无声反抗。

　　1943年1月，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部创办的《战场画报》创刊号封面

　　通过与陈先生的几次交往，他说：“这些报刊是我爷爷留下来的遗物，我相信是有一定价值的。如果不是因为家庭居住的环境，我绝对不会卖的。”后经几次讨价还价，我最终用2000元买下陈先生家里大部分的老报刊。2000元在那个年代绝对是一笔巨款，那时候我一年的工资收入也还不到5000元，好在平时有一些稿费来做补给，才得以玩得起收藏。

　　每次临别时，陈先生都送我一些杂七杂八如传单之类的小件，我将其置于案头，每每望见，便想起东北雪原上那些无名的抵抗者。他们的身影已然模糊，但留在纸上的呐喊，却穿越时空，至今仍在回响。

　　我忽然明白了陈先生爷爷沉迷于此的原因。这些老报刊不是死物，而是一个个时空胶囊，封存着那个烽火连天年代的气息。当我们触摸这些纸张时，仿佛能触摸到历史的信息。

　　1937年，随着东北全境沦陷，公开的抗日言论几乎绝迹。我看到1937年那一张张伪满洲国的《大同报》，上面通篇是“日满亲善”“王道乐土”之类的文字。但在中缝和广告栏里，偶尔能发现一些耐人寻味的字句。比如个别的药铺广告，“专治各种疑难杂症”，在当时读者眼里，“疑难杂症”指的就是日本侵略者。还有的戏院在预告中写道：“今日上演《还我河山》”。

　　2002至2012年，我在北京生活。这10年中，每到周末，潘家园旧货市场、牛街报国寺收藏品市场便是我经常光顾的地方。

　　记得有一次，早晨六七点钟我就来到潘家园旧货市场。和往常一样，先漫不经心地在旧书摊区域闲逛一圈，发现有的摊主带来了新收的旧报刊，就蹲下来翻看，找找有没有自己喜欢的。当我发现在摊位的角落有一摞摆放整齐的老期刊时，眼前一亮，拿过来展开仔细看，发现都是1937年前后出版的老画报。我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问摊主：“老板，这些杂志怎么卖？”我的声音有些颤抖。正在打盹的摊主掀开草帽：“哟，先生你挺识货啊，这可是我从老宅收来的。”他伸出一个巴掌，见我面露难色，又压低声音说：“看你是真喜欢，50元一本拿走，算我开张了。”

　　数了数一共有15本抗战老画报。捧着这些“宝贝”走在回家的路上，一缕微风吹开上面的一本，里面印有“日军昨夜袭击宛平城”的标题。墨迹在雨后潮湿的空气里洇开，仿佛浸透了60年前的硝烟。

　　2013年，我坐高铁去山西省太原市寻访抗战文献。在南堰旧货市场里，摊主老周从樟木箱底抽出一个牛皮纸袋。“先生，这可是好东西。”他从袋子里拿出一张1937年9月26日的《大公报》，头版赫然印着八路军平型关大捷的捷报。报纸左下角还有一块褐色污渍，老周说：“这是当年读报人洒落的茶水，听说是个茶馆掌柜，看到捷报高兴得打翻了茶壶。”我不在意这份报纸的品相，只在意这份报纸的内容。

　　2016年5月，朋友陪我在台儿庄运河边的老宅区闲逛时，无意中打听到有位百岁老人家里存有1938年4月的《新华日报》。通过我这位当地朋友的帮助，带我走进了老人的家，说明来意和介绍了我的身份后，老人从里间的屋子颤巍巍捧出一个大铁盒，里面整齐地码着几张老报纸。“这是我三叔的战地家书。”老人摩挲着刊载台儿庄大捷的报纸，继续说道：“他在徐州会战时是随军记者，这些报纸和家书一起寄回来……”泛黄的纸页间，忽然掉落一张照片，背面写道“1938.4.7于台儿庄”，正面是满面烟尘的士兵们对着镜头竖起大拇指。

1937年8月19日，《抗战三日刊》创刊号封面

　　随着藏品增多，我家里老报刊的保存也成了问题，尤其是近10年的光景，我从北京回到故乡哈尔滨市，又从哈尔滨市辗转到杭州市富阳区，这些老报刊也跟随我经历了“颠沛流离”。每当深夜伏案研究，射灯照着玻璃书柜里排列的老报刊时，1937年至1945年的岁月便在眼前流转。有几本1941年重庆《中央日报》合订本，让我辗转难眠——其中有一张头版刊登着日军轰炸后重庆的惨状，边角却贴着一张糖纸，或许是空袭警报解除后，躲在防空洞的孩子终于吃到了珍藏的糖果。

　　2023年，我们富阳区政协委员去厦门大学培训，我利用这个机会，意外从当地藏家那里购得几张南洋华侨捐赠的《星洲日报》。在1942年3月的报纸上，华侨领袖陈嘉庚号召机工回国抗战的宣言旁，密密麻麻的全是捐款者的名字：“陈阿福捐半月工资”“李秀英典当玉镯”……最触动我的是某页边角的小字：“卖报童阿强捐铜元五枚”。这些跨越近80年的老报纸，让冰冷的铅字忽然有了温度。

　　2025年春天，我整理藏品时，在一本《大公报》1945年8月的合订本中，发现了被夹在里面的一片枯萎的樱花。16日报纸头版“日本正式投降”的标题下，有行褪色的钢笔字：“东京的樱花开了，我们的春天终于来了——随军记者王振华于密苏里号。”花瓣轻轻一碰就碎了，却在空气中漾开淡淡的香，像是那个狂喜的清晨永远封存的眼泪与欢笑。

　　通过台儿庄战地记者家书、南洋《星洲日报》这些藏品，我想到华侨机工、战地记者、普通士兵等不同群体抗战背后的故事。我搜集老报刊的过程中，在一道道历史的褶皱里，渐渐触摸到人性的光辉。

　　纸寿千年，人难百岁。这些泛黄的纸页，或许比我们所有人都活得长久。

纸上烽烟

　　随手拿过一份1932年的《盛京时报》，这是日本人办的报纸，其中报道的马占山将军的抗日事迹，字里行间都藏着日本侵略者的无奈与愤懑。这份报纸的纸张已经脆得几乎要碎裂，上面的铅字排得密密麻麻，有些已经模糊不清。日本人称马将军为“匪首”，可后文又不得不承认他“骁勇善战”。日本人笔下的马占山，既凶悍又狡猾，既野蛮又顽强，字里行间透着一种难以掩饰的惧惮。这哪里是在贬低，分明是在为中国人民抗日树碑立传。

　　回想江桥抗战的经过，马占山部队以简陋的武器抗击日军机械化部队，死守阵地。“士兵多着单衣，在零下30℃中作战，枪械冻得不能击发，便以大刀迎敌……”读来令人血脉偾张。文字朴实无华，却自有一股凛然之气。

　　在我收藏的几万份老报刊中，有一本《救国时报》，它从1935年12月9日创刊，到1938年2月10日终刊，共计152期，可谓是抗日报刊的绝世珍品。它在法国巴黎出版，由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巴黎反帝大同盟机关报的名义出版发行。

　　1935年，当日寇的铁蹄在我华夏大地肆意践踏的时候，由于国内严重的白色恐怖，无法公开出版刊物以号召广大民众团结一致、共赴时艰，一份特殊的报纸便在外国诞生了，悄无声息地横跨了欧亚大陆。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成员们，在克里姆林宫的红墙映衬下，用铅字铸造了抗日救国的号角。这份最初名为《救国报》半月刊的报纸，承载着中共中央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的民族呐喊。当时，通过陈云的关系，从上海商务印书馆搞到一套汉字铜模，以“莫斯科编校好文稿——巴黎印刷发行”的跨国接力模式，在东西方之间架起了一道看不见的统战桥梁，并在海内外各阶层人士中激起了强烈的反响。

　　当时国民党当局见《救国报》影响愈来愈大，感到坐卧不安，想查禁又鞭长莫及，于是就用外交的手段来施压。同年10月，《救国报》正要发行第16期，法国政府的禁令如利剑般斩断了邮寄渠道，党组织派吴玉章赴巴黎与法国共产党的同志们商量，问他们是否可以通过起诉争取复刊。那时法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对中国革命极力帮助。吴玉章后来在《关于〈救国时报〉的回忆》一文中说：“为了反抗法国政府这道法令，使报纸继续出版，我去找法国共产党的同志们商量，问他们是否可以通过起诉，争取复刊……他们对我说：‘这不是什么法律问题，而是政治问题；这次令《救国报》停刊，是法国政府为了外交关系由内阁决定的；起诉无用，抗议也无济于事。’并说：‘好在法国政府向来标榜言论、出版自由，如果把报头的汉字和法文稍加修改（保持大意相同），仍可继续出版。’这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在开展，国内人民和国外华侨纷纷来函订报，各方需要很急，而且报纸的纸版要从莫斯科航空寄来，如不赶快设法解决，很容易使报纸脱期，从而会引起各方面的疑惧。因此，我急电领导请示，建议改称《救国时报》。在得到回示同意后，最终上演了‘一字重生’的绝妙策略——在报头增添一个‘时’字，让《救国时报》如同凤凰涅槃。这个充满东方智慧的变通，既保全了抗日舆论阵地，更在一二·九运动爆发的历史节点上，让救亡图存的呐喊继续回荡在欧洲大陆。”

　　《救国时报》发表了不少东北抗日联军相关的重要文章，如1936年4月20日刊登的《学习东北抗日联军的教训》；10月30日刊登的《毛泽东先生致章陶邹沈四先生信》。信中对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战绩和作用有很高评价：“我们东北抗日义勇军能够进行继续英勇的抗日斗争。敌人的报纸都承认东北义军已使敌人损失‘十万以上的生命和几万万的金钱’，并使日本帝国主义不能很快地侵入中国内地。虽然他们还未取得彻底的胜利，可是对于国家、民族已有了巨大的功劳与帮助。”1937年9月26日发表《日寇连续猛烈轰炸南京广州等地》；10月10日发表《残暴兽行日益增长》。后文指出：“日寇这样疯狂残暴，其主要目的就是要造成我国之恐怖心理。”就在南京大屠杀发生仅一周后的12月20日，《救国时报》刊发《日寇攻宁大肆残暴》，对这一暴行进行揭露：“日寇对居民区域，残酷轰炸，以至街市为墟，死伤遍地。我国文化古迹珍藏亦多毁于寇手。据伦敦每日邮报通讯员称，彼亲见寇军将我军俘虏三百名，一律加以枪毙。沿江一带，尸身狼藉。日寇机车，在街上驰驶，碾过路上男女老少之尸身，血肉模糊，断手刖足，惨不忍睹……”

1938年3月20日，《抗日路线》创刊号封面

　　1938年1月至2月，《救国时报》继续揭露与谴责日寇在南京的暴行。1月5日刊载《日寇在南京的兽行》；1月31日发表了《日寇的残杀奸淫，绝灭人性》；2月5日发表《我国妇女同胞积极参加抗战》。《救国时报》曾多次愤怒地痛斥：“日寇在南京的兽行，实在是极尽野蛮黑暗，绝灭天良人性”“吃人的魔鬼，都没有这样凶残”……

　　30年来，我收藏的老报刊有50000份之多，其中23500份捐给了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政府，并由政府创建了红色报刊史料研学中心博物馆。这是全国第一个以红色报刊为专题的博物馆。自2021年6月17日正式对公众开放以来，博物馆每日平均接待150名访客。这一做法，旨在将个人收藏转化为公共文化资源，让这些老报刊有更好的归宿和更好的传承之路。

　　（作者系民进会员、杭州市富阳区政协委员、红色报刊史料研学中心博物馆馆长，图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