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1898年12月19日－1958年10月17日），生于浙江永嘉，原籍福建长乐。他原名木官，字警民，笔名西谛、郭源新，是中国现代文学、社会活动、文物收藏、鉴定、考古等多个领域的杰出人物，亦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郑振铎堪称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多面手，是新文化新文学运动中一位无畏的战士和重要的领导者。他与陈望道、巴金、王统照、叶圣陶并列为30年代早期“党外文化界人士”的重要代表。其著作颇丰，《中国俗文学史》《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郑振铎文集》等诸多作品，皆是文化宝库中的璀璨明珠。

　　郑振铎还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先驱。1945年，他与马叙伦、周建人、许广平、徐伯昕、柯灵等人共同筹备发起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同年12月，中国民主促进会在上海正式成立，郑振铎当选为理事，并与马叙伦一同起草了《中国民主促进会对于时局的宣言》，为民主进步事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当我翻开由福州外语外贸学院特聘教授、郑振铎研究所所长陈福康整理的《郑振铎抢救珍稀文献书信日记辑录》，那段上世纪50年代末期的尘封往事如一幅历史画卷，在我眼前徐徐展开。

　　七十多年前，京港两地之间往返的一组书信，宛如时光的使者，记录了文化部文物局首任局长郑振铎等人为抢救流散香港的文物所付出的默默心血。这批珍贵信札由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从香港成功竞购后，捐赠给国家文物局，随后被整体划拨至中国国家图书馆。“郑振铎等抢救流散香港文物往来信札”涵盖了1952年至1958年间，郑振铎与“香港秘密收购文物小组”成员之间的往来信函、电报存根等，共计166页。信札内容丰富，涉及收购小组成立、文物收购原则、真伪鉴定、资金筹措等多个方面，每一页都承载着历史的厚重。

　　这些信札宛如一部生动的历史纪录片，详细记载了众多重要文物的抢救过程，生动展现了郑振铎抢救、收购国宝、保护文物的坚定决心和卓越斗争智慧。“第一重要的是：先购董源的溪山行旅图轴。凡从日本来的东西，都应收。这是十分必要的。其次，凡有被美帝垂涎欲购之可能的，也必须先收。像李唐伯夷叔齐卷等，应先收。”“香港的市面不好，正是收购的大好机会。惟必须十分的机密，十分的小心慎重，以免有坏人钻空子。”“‘二希’已由政府收购。这是一个好消息……凡是‘国宝’，我们都是要争取的。”书信上的钢笔字迹虽已在岁月的侵蚀下变淡，但每一个字都清晰可辨，仿佛穿越时空，将我们带回到那个紧张而又充满使命感的抢救现场。

　　信札中还收录了郑振铎致时任光华大学校长、他抢救文献的主要合作者张寿镛的信函，致中央图书馆创办人、国民政府直接负责救文献工作代表蒋复璁的信函，以及致徐文坰的信函。这些信函充分反映了郑振铎在抢救、收购国宝、保护文物过程中积极主动的工作态度和为国护宝的崇高精神。

　　其中，《求书日录》更是披露了郑振铎在抗战时期抢救民族珍贵文献的艰辛历程。“但管耕耘，莫问收获”，他以无私奉献的精神，全力为国家购置《孤本元明杂剧》等不朽的宏伟古书。每一次的奔波，每一次的抉择，都凝聚着他对国家文化遗产的深厚热爱和高度责任感，令人由衷地感动和敬仰。

　　那无形的力量穿越时光的长河，如同一束温暖的光，触动着今人的心灵。这些信札见证了中秋伯远、潇湘五牛、熙载祥龙、郇斋善本、陈氏珍泉等国之重器“回家”的历程，开启了流失文物回归的恢宏篇章，让我们看到了文物背后所承载的民族记忆和文化传承。

　　1954年1月，郑振铎被任命为中央文化部副部长；同年9月，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然而，命运却如此残酷，1958年10月17日，郑振铎在出访途中因飞机失事不幸殉难，年仅60岁。天妒英才，他的离去是中国文化界的巨大损失，但他为保护国家文物所做出的贡献，将永远铭刻在历史的长河中。

　　（作者系钦州市政协文史委副主任、原民进钦州市工委专职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