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上海，曾有一家名为“复社”的秘密出版机构，在白色恐怖的情况下，先后出版了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以及《鲁迅全集》等出版物，仿佛如磐风雨中的精神风标、指路明灯，而其本身也在中华民族抗战的历史上，留下了文化人不屈的身影。

一

　　战时蛰居上海的郑振铎先生，称复社为“敌人宪兵队里所认为最神秘的案卷”。他是复社主要成员，抗战胜利后写了一系列回忆战时上海的纪实性散文，发表在上海《周报》上，并以《蛰居散记》为题结集出版。文章都不长，其中有一篇《记复社》，仅2000字左右。这是唯一一篇当事人专门写的回忆文章，其中提及的人和事颇值得探究。

1946年上海出版公司出版的郑振铎《蛰居散记》书影（郑源提供）

　　关于复社的起因，郑振铎说，就是为了要出版《鲁迅全集》，“先来组织一个出版机关”，一个不公开、不挂牌的秘密出版机构。复社由胡愈之任社长，成员额定30人，实际是20余人，包括胡愈之、郑振铎、许广平、周建人、王任叔、陈鹤琴、张宗麟、沈体兰、黄幼雄、胡咏骐、冯仲足（冯宾符）和胡仲持等著名文化人，后又增补了陈志皋、周予同、李健吾、吴承禧、孙礼榆等人。复社的日常工作由秘书张宗麟（中共地下党员）主持，对外称经理。

　　其实，复社首先翻译出版的是《西行漫记》，而非《鲁迅全集》。参与翻译《西行漫记》的胡仲持是复社成员，胡愈之的弟弟，复社就设在他们昆仲家里。胡仲持在1938年版《西行漫记》的译者附记中写道：“这是复社出版的第一本书，也是由读者自己组织，自己编印，不以营利为目的而出版的第一本书。”许多当事人，包括胡愈之的回忆也证实了这一点。

1938年复社出版的《西行漫记》扉页

　　《记复社》一文对《西行漫记》未置一词，更未提复社与《西行漫记》的关系，并不是郑振铎不清楚；更可能的原因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继续实行白色恐怖，《西行漫记》属于查禁读物，郑振铎在文章中不便贸然透露，以免牵连胡愈之和其他复社成员。

　　复社因《西行漫记》的畅销赚了一些钱。就在这笔资金积累的基础上，1938年复社成员承担起出版六百多万字、二十巨册的《鲁迅全集》的突击任务。许广平在编校后记中，简要介绍了复社接手出版《鲁迅全集》的缘起与过程，并称“复社诸君子，尽海上名士”，“董其事者”有胡愈之、张宗麟、黄幼雄、胡仲持、郑振铎和王任叔等六人。

上海鲁迅纪念馆藏1938年《鲁迅全集》乙种纪念本第1号（图源：澎湃新闻）

　　《鲁迅全集》有三种版本，甲种本、乙种本和普及本，都发行预约券。甲种本一百元，乙种本五十元，郑振铎回忆说普及本只需要八元五角（售价十二元）。郑振铎又说，复社的成员凡二十人，每人交了五十元社费，复社就拿这一千元作为基础，编辑出版《鲁迅全集》。

　　《鲁迅全集》的出版，从编校、抄写到排印、出版，用了不到四个月的时间，又一次体现了孤岛时期上海文化人的战斗韧性。

二

　　那么，复社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组织？它的性质内涵又是什么呢？为什么敌人一而再、再而三地要予以侦缉和破坏呢？幸运的是，上海市档案馆保存有两件复社的原始档案，一为复社《社约》，一为复社第一届年会记录（1939年4月1日）。

复社《社约》和第一届年会记录（上海市档案馆藏）

　　复社《社约》称，复社的宗旨是“促进文化，复兴民族”，主要任务有三项：1.编印各项图书；2.发行定期刊物；3.搜集抗战史料并整理保存之。而据1939年4月1日复社第一届年会记录，除《西行漫记》《鲁迅全集》外，将“继续出版《列宁选集》，在可能范围内，在今年全部出齐”。

　　由于复社成员多为中共地下党员和左翼文化人士，并秘密出版《西行漫记》《鲁迅全集》等书，因此日伪以及后来国民党军警一直企图侦缉破坏之，胡氏兄弟也都上了敌人的黑名单。其间多次发生危险，可以说是险象环生。胡愈之离沪去武汉后，弟弟胡仲持在家里主持复社的工作。

胡愈之像

　　日伪宪兵曾找到巨籁达路174号的胡家，说是搜查复社，胡仲持夫人范玉蕴说：“这里是住家，没有什么社！”敌人还是逮捕了卧病在床的胡仲持，以及陈明和胡霍两位工作人员。由于敌人查找不到真凭实据，他们三人又都紧咬牙关，坚不吐实，最后通过关系先后脱险。不久以后，胡仲持去了香港，年轻的陈明去了新四军根据地，在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

1960年，胡仲持和夫人范玉蕴在北京留影

　　郑振铎在《记复社》一文中特别提及了两位复社成员许广平、冯宾符和文化生活社的陆蠡，他们都被敌人逮捕关押过。

　　珍珠港事件后，许广平即在上海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寓所遭日军宪兵逮捕，各种卑劣手段都用上了，甚至上了电刑，但她“不曾吐露过关于复社的片语只言”。许广平被捕后，郑振铎次日便离家出走，几经躲藏，后落脚在上海居尔典路（今湖南路）一条偏僻弄堂的一幢小楼里，即今高邮路5弄25号。

高邮路5弄25号。1942年至1945年，郑振铎曾在此处蛰居（郑源提供）

　　抗战期间，冯宾符先在麦伦中学任教，后任储能中学负责人。他曾邀请身为地下党员的楼适夷前来储能执教，结果被日伪特务发现前来捉人，他催促楼适夷迅速转移，自己却被捕了。楼适夷有《忆仲足》（仲足是冯宾符的字）一诗忆及此事：“最忆储能冯仲足，照人肝胆明如月，插刀两腋为同俦，烈火酷刑炼铁骨。”

　　并非复社成员的陆蠡（字圣泉），当时在吴朗西、巴金等人创办的文化生活社当编辑，本身是一位优秀的散文家和翻译家。1942年4月，日本宪兵查抄文化生活出版社，搜去一些有关抗日的书籍。陆蠡当时并未在场，但他知道消息后前去交涉，结果一去不回。巴金写过极为沉痛的《怀陆圣泉》一文：“虽然他是一个视死如归的人，但他为什么必须死呢？”

三

　　胡家被敌人搜查，胡仲持等人被捕，据说还不止一次，复社因此被迫解散。近蒙郑振铎嫡孙郑源兄提供其祖父日记（未刊稿），有两处记载胡仲持被捕和获释。1939年5月23日日记：“得惊人消息：知仲持被陷。……仲持素有精神病，经不起刺激。恐将旧患复发。”24日又记：“知仲持已脱险，甚喜。但病状果又发作。”

郑振铎像（郑源提供）

　　此后直到抗战结束，复社再也没有任何一位成员被捕，更没有因此牺牲，恰如郑振铎所说：“敌人们疑神疑鬼了很久，侦察了很久，但复社是一个铁桶似的组织，一点缝儿也没被他们找到。”

　　现在我们都知道了，胡愈之、胡仲持昆仲的家即是复社所在地，位于今巨鹿路瑞金一路中德医院旧址旁，系一幢沿街单间三层楼房。前门是巨籁达路174号，属法租界，后门是福煦路（今延安中路）安乐邨，属公共租界。

巨鹿路174号复社旧址（20世纪90年代摄）

　　复社只存在了约短短四年的时间，但何须说其他事业，只要提及它出版的《西行漫记》《鲁迅全集》两书，便足以在近代上海文化史上留下不朽的印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