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4月，我送走了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同志。从事鲁迅文物工作55年，我亲手送走了鲁迅的六位亲人，其中最使我心痛的是43年前——1968年3月，鲁迅夫人许广平先生的辞世。在这几十年间，我曾亲手接过他们母子交给我的一件件鲁迅的文稿、信件、书籍等遗物。我从他们那里认识了生活中的鲁迅，了解了这些文物的经历及珍贵价值，更得知了他们为保存这些文物所付出的无数艰辛。

萧军、萧红买油条竟发现鲁迅手稿

　　我第一次见到许广平先生，是在我刚从部队转业到鲁迅博物馆工作的1956年。当时，鲁迅博物馆正在筹建，许先生为了博物馆的建设，特地将她多年来呕心沥血、艰辛保存下来的大批文物分批、无偿地捐赠给博物馆，其中有鲁迅书信902封（1417页）、文稿53种（2551页）、日记24本（1112页）、解剖学笔记6本（952页）、辑录古籍手稿数十种等。那时，文物捐赠过程很简单，许先生每次仅用电话告知博物馆来人取走。

　　在博物馆开馆前的8月初，博物馆接到先生的约请。博物馆的业务负责人杨宇带着文物保管负责人许羡苏（许钦文的妹妹，许广平的同学）和我，一同来到许先生当时的住所——北海公园旁的大石作胡同10号。许先生将我们让到客厅，自己搬出一个大箱子，将手稿一件件地交给我们，并对每件手稿都做了详尽的介绍。记得在介绍一页《表》（鲁迅译苏联作家班台莱耶夫的童话集，手稿仅存一页）的译稿时，许先生向我们生动地讲述了当年萧红、萧军意外发现鲁迅手稿的故事。一天，他们两人上街买油条，当小贩将油条包好递到他们手中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那张包油条的纸竟是一页鲁迅手稿！他们惊喜地写信给鲁迅并将手稿送还给他。许先生讲得有声有色，还将手稿上残留着的几处油渍指给我们看。

　　在介绍鲁迅文稿《势所必至，理有固然》一文时，许先生告诉我们，当年她是怎样从字纸篓中捡回这篇稿子的。为了清楚地记下它失而复得的可贵经历，她还亲手将情况写下，附在文稿的后面。

　　那天，先生还向我们讲述了好多鲁迅生前如何不在意自己手稿的事情。她说，很多手稿都是她背着鲁迅偷偷地收起来的，有的甚至是从厕所里发现后藏起来的。当时我看到这些字迹清秀、保存完好的鲁迅手稿，心里有说不尽的感激之情，对于许先生的良苦用心更是由衷地钦佩。

用生命守护鲁迅遗物

　　在以后与许先生和海婴同志的交谈中，我才真正了解到鲁迅手稿保存之不易。许先生向我谈起过，在鲁迅逝世以后，她和海婴搬到霞飞坊64号。当时生活的主要来源是鲁迅遗留下的有限的版税，日子过得十分艰难。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母子俩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的上海还保护着大批的鲁迅遗物。许先生在谈起这些往事时，却极少提到自己。

　　1941年，日本帝国主义的魔掌已经深入到中国的大片土地，抗日救亡的烈火在中国人民中间四处燃烧。此时许先生正积极参加抗日运动。就在这年12月19日的清晨，日本宪兵突然闯入许先生的家，不由分说将许先生押解到日本宪兵队总部，同时还搜走了两大包书，其中的一包就是《鲁迅日记》。这些手稿原是存放在银行保险箱内的。鲁迅的一位老友来信说：“恐只留一份”，“不大妥当，希望陆续出版，以便流传”。为此许先生将手稿提出，正在逐字抄录中，却不幸被日本宪兵搜走。敌人为了迫使许先生供出她的组织及与她有联系的人，曾好多次拷问她，给她上电刑。许先生始终以顽强的意志面对敌人的酷刑，而没有供出任何一个人。郑振铎先生曾赞扬说：“她以超人的力量，伟大的牺牲精神，拼着一己的生命，护着无数的朋友们。”她可以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但是在两个半月后，当她被释放回家时，发现退还回来的东西中少了鲁迅1922年的日记，不禁万分痛心。她曾想尽办法，多方奔走托人去寻找，但一直没有下落。几十年中她曾多次叹息：“这真是莫大的损失！”

　　藏在家中的鲁迅手稿始终让许先生放心不下，特别是在敌人四处搜捕的情况下，这些手稿随时都可能遭到破坏。为了保护好它，许先生将手稿分成若干包，伪装起来，放在堆煤的小灶间，以躲避人的搜查。但在形势愈来愈紧张、环境日益恶劣的情况下，这些手稿藏在家里，怎样放都不能保证绝对安全。无奈之下，许先生仿效当时有钱人存放金银首饰的办法，不惜花钱租用英国麦加利银行的大保险箱来存放鲁迅手稿，这样才使文物免遭劫难。新中国成立后，许广平先生将她所保存的文物以及在北京、上海的鲁迅故居和故居内的全部文物都无条件地捐献给国家。

　　20世纪60年代，许先生再次仔细地清理了自己的东西，又找出一些鲁迅的手迹和文物。为了安全，她又将这些送到博物馆。记得那是一天的下午，许先生独自驱车，找到许羡苏和我，将一个用白色包袱皮包着的文件交给我们，告诉我们这是她交给博物馆的，并说明其中有几件手稿是她当年特意留下的。其中有一篇许先生自己写的文章《风子是我的爱》，至今我还记得许先生将它交给我们时的情景。她从包袱中找出这篇稿子，亲手交给我们，并说：“这是当年我向鲁迅表白我的感情的文章，也可以说是定情的文章。”说这话时，她面带微笑，脸上略带红晕。她嘱咐我们：“在我生前不要发表。”还有1932年鲁迅给许先生的七封信，许先生也慎重地向我们交代：“这些信在我生前一定不能发表。”我们一直信守先生的嘱托。

　　新中国成立前，许先生竭尽全力保护鲁迅的文物，新中国成立后则尽一切力量帮助建设鲁迅博物馆和纪念馆。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鲁迅逝世纪念日，北京鲁迅故居就是在许先生亲自动手整理后才得以对外开放的。1950年9月，北京鲁迅故居做了较大的修缮，文物局的郑振铎、王冶秋邀请许广平审查复原。许先生在罗歌同志的陪同下，花了五天时间，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布置，使故居展现了鲁迅当年生活时的景象。至今，鲁迅故居的陈设仍遵照许先生当年的安排。

　　上海鲁迅故居的恢复工作则更加困难：鲁迅逝世后，许先生和海婴就迁往霞飞坊居住，大陆新村鲁迅故居几经更换主人，房间内部已面目全非。它的恢复是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进行的。1950年8月4日，周恩来总理在文物局的报告上批示：“同意许副秘书长于十月中赴沪一行。”许先生到上海后，亲自指导故居的恢复工作，她将保存14年之久的鲁迅遗物一件件进行整理布置，并为工作人员一一做详细的介绍说明。

　　广州鲁迅纪念馆建馆较晚，缺少鲁迅在广州时的文物，许先生得知后，亲自到北京鲁迅博物馆为他们挑选文物。1962年11月11日，那天是星期一闭馆日，天气特别冷。许先生到故居来和我们一起打开故居里的六口大箱子，一件件挑选，最后选出鲁迅在广州时广州鲁迅纪念馆的陈列，并成为他们馆藏的珍品。穿的外衣、内衣、内裤、蚊帐、被面等，还有鲁迅用过的藤箱，上面有鲁迅亲笔写的“L·S”两个缩写的英文字母。这些文物丰富了广州鲁迅纪念馆的陈列，并成为他们馆藏的珍品。

亲切而坦率的师友

　　许先生作为鲁迅的夫人，为我国对外文化交流与友好往来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她接待了无数来自世界各国参观鲁迅纪念馆、博物馆，瞻仰鲁迅墓的贵宾。每次贵宾来参观，许先生都亲自陪同。1959年时许先生的一次接待最使我难忘。当时内山完造夫妇和内山嘉吉夫妇应邀来中国参加国庆庆典。内山完造先生对中国有着深厚的感情，由于兴奋过度，在一次为他设的欢迎酒宴上突发脑溢血，抢救无效，不幸与世长辞了。在办理完内山完造先生的丧事后，许先生陪同内山嘉吉夫妇、内山完造夫人一同到鲁迅博物馆参观。那天正好是我接待的，我跟在外宾和许先生的后边，心情非常沉重，低声地为他们做扼要的讲解。在讲到20世纪30年代内山完造与鲁迅的合影时，许先生就主动而亲切地讲起内山兄弟与鲁迅的往事。这时内山完造夫人和内山嘉吉夫妇都沉浸在过去的美好回忆中，驱散了悲哀的气氛。许先生讲话的声音是那样柔和，语调是那样亲切，充满了对亲密朋友的安慰与抚爱。我被他们的真挚友谊深深地感动着，提议为他们合个影，他们高兴地答应了。我的照相技术不高，照相机也极简陋，却记录了他们这次特殊的相聚。照片上许先生被簇拥在他们三人的中间，许先生一手牵着内山完造夫人，一手搂着内山嘉吉夫人，各自的表情似乎都定格在他们过去的回忆中。看到这张照片，我仍可清晰地想起当时的情景，耳边似乎响起他们亲切的谈话声。

　　许先生性格开朗，对人亲切体贴，很多往事感人至深。平时许先生工作很忙，但我每次因事去许先生家，她只要在家，都会出来和我聊一会儿。因为我是广东番禺人，和她可以说是大同乡了。我家里都讲广东话。和许先生在一起，她常常和我讲广东话，使人倍感亲切。先生有时也向我谈起心中不快的事情。比如她身边的工作人员搞封建迷信，她多次劝说无济于事，为此，心中很是生气。有时许先生遇到与人交往上的不愉快的事，也会向我说几句，以解除心里的不平衡。这使我感受到许先生的苦恼与寂寞，也深深地体会到她为人的真诚与坦率。有时我也将心里想不通的事向她诉说，许先生则耐心地给我开导与指点。

　　我们在工作上遇到问题去请教许先生时，她总是尽可能详细地向我们解答。一次，我谈起在西直门看到一处大院，很像女师大临时校舍，许先生高兴地说：“我去帮你看看。”她利用星期日休息的时候，请司机开车带着我们馆的同志一同到宗帽胡同。一下车，许先生看到大门就高兴地连声说：“就是这里，就是这里。”她带着我们一路走一路讲：“这里是教室”，“当年鲁迅、许寿裳、钱玄同等先生就在这里讲过课”，“这是学生宿舍”，并带着我们直奔后院，找到当年她和刘和珍一起住过的房子。许先生告诉我们，这间房子里还有一个通向外边的地道，地道口就在她的床下，她们在遇到情况时，随时可以从这地道出去。听到这里，房子的主人也惊奇地说：“是有一个地道。”我们把许广平先生介绍给他们，并讲述了当年的事情。

　　1961年6月的一天，我有事到许先生家。许先生那天特别高兴，把我带到她的卧室，兴奋地告诉我，她已被批准入党了。我也由衷地祝贺她。那时我还不是一个党员，很羡慕她加入了党的队伍。那天许先生滔滔不绝地和我谈了不少做人的道理，使我非常敬重与仰慕。许先生对共产党有一颗诚挚的心。在许先生的一生中，无论是顺利时或困难时，她始终相信党，跟着党走，她的心是赤诚的。

　　许先生十分关心博物馆的工作，每次都要对我谈起博物馆在工作上需要改进的地方。多年后，我在国家文物局党史办参加编辑《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博物馆事业纪事》一书，在查阅文化部档案时，见到一份“文党119号”文件，是1961年8月22日文化部党组齐燕铭签批的《许广平对鲁迅博物馆的意见》，其中有“博展方针”“组织领导”“陈列内容问题”“人事安排问题”四个方面的意见。在“博展方针”上，她写道：“鲁迅博物馆在北京、上海、绍兴有三个馆。目前三个馆博展内容都差不多，使外宾看起来有些重复，兴趣不大。……三个馆的博展内容，应各有重点。”在“组织领导”问题上，许先生向党写出自己的心里话，她写道：“北京馆开始时，郑振铎曾要我管理，我说我既交出来我是信任党，交给党了，我不能再管了。领导关系也变更多次，最初属于文化部领导，后又属北京市文化局领导，我也不知道，直到王昆仑说，许大姐，鲁迅先生博物馆划给我们领导，有什么意见，我才知道下放到北京市领导，现在又划归区领导，我也不知道，只是矫庸、许羡苏向我反映划归区里领导，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考虑有意见不好向他们说，就说谁领导都是党的领导，都是一样的。但今天我向党内说，要说我个人的意见，我个人认为区领导有困难，因为区里中心工作多，运动也多，中心工作和运动一来干部们都去搞中心工作，就没有专门研究的人了。”“北京馆有弓濯之主任在馆里负责，他过去做过县长的工作，到馆后认为自己是降级了，对鲁迅他是不熟悉的，对博物馆业务不熟悉的，所以鲁迅博物馆不如上海，上海还是白手起家的，说明管理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陈列内容问题”中写道：“北京馆的陈列中心不突出……这个意见我曾提过几次，他们总是说研究研究，讨论讨论，请示请示，可是没有解决。”以下还提到人事安排的问题等，谈得既坦率又恳切。所以文化部党组的批示是：“她所提的一些意见，我们认为应该考虑。”

辞世的真相

　　我最后一次与许先生联系是1968年3月2日。

　　事情是这样的。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中，国家文物局为了保护鲁迅书信（因其中有许多封信是未发表过的）免遭动乱损毁，故将鲁迅书信1054封（1524页）及《答徐懋庸并关于统一战线问题》文稿（15页）调往文化部保密室封存。1967年1月，我们得知戚本禹从文化部保密室将这批书信全部取走。1968年3月2日，我们从街头的大字报上看到戚本禹被捕入狱的消息。大家为戚本禹拿走的鲁迅手稿下落不明而焦急万分。当时鲁迅博物馆的领导被打倒了，馆里的“革委会”委托我去向许广平先生反映情况。许先生得知情况后，忧心如焚，连夜给中央写信。由于极度的焦急和劳累，许先生心脏病突发，于次日即1968年3月3日与世长辞了。这位为鲁迅事业、为保护鲁迅的文化遗产而付出一切的战士就这样倒下了。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许广平先生这位妇女界久经磨难而坚强不屈的杰出人物，最后却因经受不住鲁迅手稿遭到不测的沉重打击，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3月5日，我们到北京医院与先生告别。她静静地躺在花丛中，虽然睡得那样端庄，但脸上仍抹不掉那一丝忧虑。我久久地站在那里不忍离去。许先生走了！真的走了！走得那样安然，那样匆忙。我曾准备了好多问题要向先生讨教，但一切都太晚了！我很遗憾自己没能为先生分担一点焦虑，没能为先生减轻一点心中的负担，我的遗憾再也无法弥补了！只留下永远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