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生活和战斗的年代是中国最黑暗的年代，从北洋军阀到国民党反动派都曾多次下令通缉鲁迅，他的作品也被多次下令查禁：1934年1月由潘公展签署、国民党上海教育局发布的1422号密令，查禁鲁迅的《二心集》；1934年5月国民党上海市特别执行委员会发布1063号训令，查禁鲁迅的《集外集》；甚至在1936年10月鲁迅逝世以后，上海社会局仍发布密令，查禁鲁迅的《伪自由书》和《准风月谈》。由于鲁迅的作品被禁，他的手稿要保存是不易的，是要经历各种艰难风险的。敌人的压迫和环境的险恶，是鲁迅手稿未能完整地保存下来的重要原因。

　　鲁迅对保存自己的手稿并不很在意，这是其手稿不能全部保存下来的另一原因。鲁迅从不认为自己是一个特殊的人物，所以他并不珍惜自己的手稿，只要书一出版，他就再不过问自己的原稿。正如许广平在《关于鲁迅的生活》一书中所说：“他对自己的文稿并不爱惜，每一书出版，亲笔稿即行弃掉。有时他见我把弃掉的保存起来，另一回我就见他把原稿撕碎，又更加以讽刺，说没有这么多的地方好放。其实有许多不大要紧的书，倒堆在那里，区区文稿会没有地方放？不过他不愿保留起来就是了。”萧红在《回忆鲁迅》一文中也写道：“鲁迅先生的原稿，在拉都路一家炸油条的那里用着包油条，我得了一张，是译《死魂灵》（实是译《表》的手稿。——笔者注）的原稿，写信告诉了鲁迅先生，鲁迅先生不以为稀奇。许先生倒很生气。”为此，鲁迅在1935年4月12日给萧军的信中写道：“我的原稿的境遇，许知道了似乎有点悲哀，我是满足的，居然还可以包油条，可见还有一些用处。我自己是在擦桌子的，因为我用的是中国纸，比洋纸张能吸水。”鲁迅将他的手稿用来擦桌子或擦手是经常的事。萧红也曾回忆道：“鲁迅先生出书的校样，都用来揩桌子，或做什么的。请客人在家里吃饭，吃到半道，鲁迅先生回身去拿来校样给大家分着，客人接到手里一看，这怎么可以？鲁迅生说：‘擦一擦，拿着鸡吃，手是腻的。’到洗澡间去，那边也摆着校样纸。”鲁迅自己从没有有意识地保存过自己的文稿。而得以存留下的文稿都是别人，特别是许广平背着他保存下来的。所以后期的鲁迅手稿如《且介亭杂文》三本及《集外集》《集外集拾遗》等手稿保存得比较完整，而前期的手稿除《朝花夕拾》为李霁野保存、《故事新编》为黄源保存以外，几乎没有存留下来多少。《呐喊》和《彷徨》则一篇原稿也无。再加《野草》《热风》《华盖集》《二心集》《准风月谈》等也是一篇手稿都没有保存下来。其中《呐喊》中的《阿Q正传》的第六章虽有一页手迹，但并非手稿，而是在《太白》上影印的一页图版；《野草》中《我的失恋》一诗有手迹，但并非《我的失恋》的原稿，而是鲁迅后来录赠内山完造的手迹。至于《坟》《华盖集续编》《而已集》《三闲集》《伪自由书》《花边文学》等，每集中也仅有一两篇稿子保存下来。鲁迅一生共写了770多篇杂文，而现在保存下来的仅有170多篇手稿。写小说33篇，而手稿仅存8篇。现存的鲁迅文稿的手稿，仅占他全部文稿的一小部分。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以后，鲁迅的好友和热爱鲁迅的人士都非常关心鲁迅遗物的保存。鲁迅生前的至友许寿裳在鲁迅逝世一周后的10月26日就写信给许广平，劝慰她并殷切地鼓励她，一定要把鲁迅的遗物保存好。许广平作为鲁迅的学生、战友、夫人，首先承担了这个任务。她在鲁迅的葬仪以后，就将鲁迅的遗物和文稿细心地一一整理起来。为了文稿的安全，也为了减少开支，1936年年底她和海婴从鲁迅原来住的大陆新村9号迁往霞飞路霞飞坊64号一栋三层楼的房子。为了不引人注目，藏书放在三楼，手稿装起来放在堆煤的小灶间，以防反动派的搜查。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形势十分紧急，鲁迅手稿也面临十分危险的处境。对此，上海地下党的同志、鲁迅生前好友以及许广平均为之担忧，在手稿已无法转移出去的情况下，他们经过反复商议，认为要把鲁迅的文稿全部保存下来，最好的办法只有一个——出版，因为印刷出来才可以广为流传，才不至于像孤本毁于一旦。这个重要的决策，得到了我党及时的赞同与支持。据胡愈之同志介绍，当时在上海联系这项工作的是从延安来的刘少文同志。由于各方面人士的齐心协力，1938年6月，中国第一套20卷本《鲁迅全集》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在敌人占领的区域里诞生了，仅用了短短的四五个月就出版了，这在中国出版史上也是少见的。但印刷品不能代替手稿，要保存手稿却没有别的变通的办法，伪装起来放在堆煤的小灶间，也不是长久的办法。后来许广平看到一些有钱人和资本家将一些金银首饰和贵重器物存入银行，因而得到启示。许广平也巧妙地在英商办的麦加利银行租了一个大保险箱用来存放鲁迅手稿。许先生租的是个大保险箱，这就要付好多租金，而许先生当时的生活并不宽裕，为此她不惜紧缩开支。

　　新中国成立以后，许先生把多年精心保存的鲁迅手稿和遗物交给了国家，受到了党和人民极高的赞誉。

　　在鲁迅的生前，鲁迅的学生和好友，也曾不顾反动派的禁止和敌人的迫害，在困苦和颠沛流离的环境下精心地保存了鲁迅的手稿。如鲁迅的学生李霁野，就曾经在鲁迅生前将他经手送去发表的鲁迅手稿亲自送到印刷工厂，并再三叮嘱排字工人在使用手稿时不要弄脏和损坏，取回手稿后整理、装订好，并精心地藏在箱子里，就这样将《朝花夕拾》《小约翰》的手稿及《坟》中的几篇和一些译稿保存下来。在鲁迅逝世后，抗日战争前夕，他将这些手稿完整地交给了许广平。许广平在《欣慰的纪念》一书中说：“李君把他积存的《小约翰》、《朝花夕拾》等六七种原稿，毫不污损地装订起来见赠。我们想想，这三位青年，一面在求学，一面在做译著、校对、出书等繁忙工作，仍留心保存先生手迹，一点一滴地抄出副稿付印。”再如黄源同志，他在经手出版鲁迅的《故事新编》时，看到鲁迅并不想保存原稿，就请求鲁迅把原稿给他，鲁迅毫不迟疑地同意了，因此他在把原稿交给巴金、吴朗西时就做了声明，黄源说：“他们很尊重鲁迅先生的意见，把原稿校毕，装订成册，交给我，鲁迅先生也知道这件事。”抗战发生后，他将原稿存在文化生活社，和他的全部书籍以及行李放在一起，直到上海解放。这是迄今保存下来的仅有的几篇小说手稿了。黄源在给我们的信中写道：“我觉得《故事新编》虽是鲁迅亲自答应给我的，但要保存这珍品，鲁迅博物馆（应是上海鲁迅纪念馆。——笔者注）比我更可靠，更合适，为此我无条件地交给了博物馆。”巴金同志也曾将鲁迅在《中流》上发表的《立此存照》原稿保存起来，新中国成立后交给上海鲁迅纪念馆；孙用同志也曾精心保存了鲁迅为他的《勇敢的约翰》一书而写的校后记手稿，新中国成立后也把它交给了上海鲁迅纪念馆。

　　但是在那腥风血雨的年代，保存鲁迅手稿是不易的，不但要冒各种风险，有时也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1941年日本帝国主义的魔掌已伸向中国的大片土地，抗日救亡的烈火在中国到处燃烧，此时许广平正积极参加抗日运动。就在这年12月15日清晨，日本宪兵突然闯入许广平家，不由分说地将她押解到日本宪兵队总部；同时还搜走了两大包书，其中一包中就有《鲁迅日记》。这些手稿原是存放在银行保险箱内的，鲁迅的一位好友出于对鲁迅作品的热爱，来信说“恐只留一份……不大妥当，希望陆续出版，以便流传”。为此许广平将手稿提出，正在逐字抄录中，被日本宪兵带走。许广平在狱中受尽了折磨。敌人为了迫使她供出她的组织和与她有联系的人，多次拷问她，并上了电刑。许广平始终以顽强的意志对付敌人的酷刑，而没有供出任何一个人。郑振铎曾赞扬说：“她以超人的力量，伟大的牺牲精神，拼着一己的生命，来卫护着无数的朋友们。”两个半月后，当她被释放回家时，发现退还回来的东西中少了鲁迅1922年的日记，这使她万分痛心。她曾想尽办法，多方奔走托人去寻找，但一直没有下落。几十年中她曾多次叹息：“这真是莫大的损失！”

　　1937年，李霁野将他保存的鲁迅书信和文稿交给了许广平，但他出于对鲁迅的怀念，要求留下鲁迅给他的最后一封信和《朝花夕拾后记》的复稿做纪念，并得到许广平的同意。他将手稿妥为收藏，1943年离开北平后，他又辗转存了好几个地方，但在抗战胜利后，却毁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手里。事情是这样的，1947年王冶秋同志在北平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对鲁迅文物关心备至，当他发现李霁野寄存文物的地方比较潮湿的时候，就将文物转移到他家，并将手稿取出进行通风。不料这时国民党特务到王冶秋家来抓捕他，王冶秋从后门脱险，而爱人高履芳被捕。特务搜查了他们的家，待到高履芳出来后，发现鲁迅手迹早已失踪。

　　在国民党的统治下，为了将鲁迅的手稿保存下来，有不少同志想了各种办法。如《天上地下》一文的手稿，当年就是被藏在地板下边才保存下来的。手稿也因此发霉而缺字。但也因为保存了这篇原稿，人们才知道鲁迅的原稿和发表在《申报·自由谈》上的文章不尽相同，前者比后者多两小节。

　　新中国成立后情况则根本不同了，全国成立了五个鲁迅纪念馆（博物馆），鲁迅手稿受到国家高度重视，各个纪念馆（博物馆）用尽可能好的条件保管鲁迅的手稿，并积极征集鲁迅手稿加以收藏，同时对手稿进行研究和介绍。手稿的征集工作得到鲁迅生前友好、家属和不同行业的手稿保存者的积极支持，他们热情地甚至无偿地将鲁迅手稿捐献给国家。

　　但也有个别保存者并不珍惜鲁迅手稿，不但将它随意送人，甚至将鲁迅手稿送给收废纸者，如鲁迅辑录的《会稽郡故书杂集》中一节《夏侯曾先＜会稽地志＞序》手稿就是我们从一个收废纸的人手中买到的。据他说，他曾找到某人五四时期的一篇稿子，此人就将其保存的两页鲁迅手稿作为答谢送给了他。而后这位收废纸者又以10元卖给了鲁迅博物馆。

　　珍贵的鲁迅手稿能够保存下来，经历了艰难曲折的过程，这里面不仅记录了革命老前辈所付出的艰辛，同时也包含着国际友人对鲁迅、对中国的一片炽热的心。捷克斯洛伐克的普实克当年曾将鲁迅的《呐喊》翻译成捷克文出版，鲁迅曾为他写了《呐喊》捷克译本的序言。几十年来他一直珍藏着这篇序言手稿和为出版这部书鲁迅给他的两封书信。70多岁的普实克，怀着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于1977年6月的一个傍晚，来到中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亲自将这篇序言的手稿和两封书信交给大使馆的负责人，请他转交给中国的博物馆，表达了他对中国人民的真挚感情。

　　鲁迅生前和日本人民建立了深厚的友谊。鲁迅的手稿在日本也受到日本人民的珍爱并得到珍藏。在鲁迅逝世后，鲁迅的生前好友内山完造在得知许广平征集手稿时，就将他保存的鲁迅书信及诗的条幅等交给许广平。长尾景和在1956年许广平访日时，亲自找到许广平下榻处，将他珍藏多年的鲁迅1931年在避难时给他写的两幅条幅交给许广平，并说，这些字我几十年放在身边，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没有离开过，像鼓励我工作的老师一样，现在请你带回中国，送给纪念馆。这是多么真挚而深切的感情啊！鲁迅为镰田诚一写的题词手迹，近年来由镰田诚一的侄子镰田恒雄专程送到中国，赠给鲁迅博物馆。

　　保存鲁迅手稿的事例很多，就不一一列举了。生活在今天的人们，当你从博物馆的陈列中或影印的书册上，看到鲁迅刚劲而秀丽的字迹时，请不要忘记那些曾为保存鲁迅手稿而付出艰辛的人们。

　　（原载《鲁迅研究资料》1987年第1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