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7月5日，严景耀与雷洁琼结婚。

　　中国民主促进会于1945年12月30日在上海成立。民进第一次会员大会（即成立大会）参会者中，严景耀、雷洁琼是唯一一对伉俪。两人于1935年相识，之后携手并肩40余年，直至1976年严景耀去世。这对民进先贤的人生与爱情和多党合作事业密不可分。今年是中国民主促进会80周年华诞，也恰逢严景耀、雷洁琼诞生120周年，谨以此文致敬这一对携手并肩、同舟共济的民主斗士。

相识一载劳燕分

　　严景耀、雷洁琼的籍贯分别是浙江余姚、广东台山，两人相识于燕京大学。

　　严景耀（1905年7月24日—1976年1月12日）本科与硕士都就读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其本科毕业论文《北京犯罪之社会分析》是他成为中国犯罪学先驱的第一份文献。严景耀基于个体关切结合社会变迁因素而进行的犯罪社会学研究，在燕京大学形成传统。其后严景珊、周叔昭、谢佑幼、檀先璜等的论文，都源起于严景耀的示范。取得硕士学位后，严景耀被燕京大学聘为讲师。1929年9月，严景耀于八省调查成果《中国监狱问题》发表后声名鹊起。1930年7月底，严景耀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助理，出席了在捷克斯洛伐克举行的第十次国际监狱会议，并访问了苏、德、法、英等国。此次行程打开了严景耀的国际视野——将中国犯罪问题放在世界坐标中加以定位，显现更为清晰的逻辑肌理。

　　1931年秋，严景耀赴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进修犯罪学与监狱学。1934年，他以《中国的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通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这是近代中国第一部论述犯罪问题和社会变迁的著作，严景耀因此被视为近代中国犯罪学研究领域的开拓者。

　　在加强专业学习的同时，他的民主主义思想也在异国开始萌芽。芝加哥这座城市有着光荣的工人运动历史，是“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发源地，当时建有中共组织。严景耀与中共组织负责人徐永英、冀朝鼎成为好友。在两位影响下，他白天在大学学习，晚上上工人夜校，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和俄文，还参加了芝加哥市的反帝大同盟活动。

　　博士毕业后，严景耀赴莫斯科工作了一段时间。1935年6月，他重回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执教，与雷洁琼成了同事。

　　雷洁琼（1905年9月12日—2011年1月9日）出生于华侨之家，从小就受到新思想新文化的熏陶。1924年，雷洁琼怀揣“科学救国”的热忱赴美求学。雷洁琼在加州大学选修化工，1926年，她在斯坦福大学认识了中共早期党员施滉和罗素忬，参加了“反帝大同盟”和“国际学生协会”举办的爱国活动。施滉回国不久便牺牲了。雷洁琼这才知道他是中共党员。施滉、罗素忬使她初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内集合了许多优秀人才，他们确有献身精神。

　　雷洁琼后来又赴南加州大学攻读社会学——她认为化学实验救不了中国；而研究好社会学，能找到医治社会弊病的良方，使中国富强起来。1931年，雷洁琼取得社会学硕士学位后应聘于燕京大学社会系任教。

　　严景耀、雷洁琼相识后常常一起讨论社会问题。渐渐地，雷洁琼被严景耀渊博的知识、独到的观点、温良的性情所吸引，严景耀也敬佩雷洁琼孜孜不倦的求学精神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两人成了知心朋友。雷洁琼回忆说：“当时我和严景耀尚未结婚，但往来亲密，严景耀对我也有影响，通过他对党的方针、政策的宣传，使我的思想不断进步。”

　　1935年12月，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爆发，数千名学生冲上街头，严景耀、雷洁琼并肩参与了这场被载入史册的游行，当时雷洁琼是燕京大学唯一参加这次游行的女教师。

　　在全国人民的支持和响应下，一二·九运动收到了预期的效果。但同时许多进步教授也被当局所忌惮，受到各种形式的排挤。1936年暑假，当局向燕京大学施压，敦促严景耀离开学校。

　　1936年夏，严景耀赴上海担任工部局监狱助理典狱长，致力于研究儿童犯罪问题，同时执教东吴大学讲授犯罪学。其后，他参与了复社和社会科学讲习所的工作。复社是1937年冬至1938年春由胡愈之在上海发起成立的出版机构与社团性质兼具的组织，出版过《红星照耀中国》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西行漫记》、中国第一部《鲁迅全集》（20卷本），影响较大。复社成员中郑振铎、许广平、周建人、陈巳生、金仲华、周予同、冯宾符等都是民进的发起人或早期会员。社会科学讲习所由胡愈之、王任叔、郑振铎等人于1938年春成立，目的是宣传抗日救亡思想，唤醒民众。严景耀在讲习所开设“中外革命运动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等课程。他以自己深邃的理论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深入浅出地讲授，受到学生们的热烈欢迎。1938年除夕，讲习所方行、贾进者、王辛南等7位学员被捕。严景耀闻讯后立即与上海中共组织取得联系，并利用自己助理典狱长的身份全力营救，方行等最终全部获得释放。这之后严景耀还营救了被关押在工部局监狱的地下党员许亚。

　　雷洁琼在七七事变后也离开了北平。她先来到上海在群众大会上做了演说，其后应国民党江西省主席熊式辉的邀请，进入省地方政治讲习院，担任训导教师兼妇女干部训练班主任，成为江西妇女工作的开拓者、奠基者。其时，雷洁琼参加组织领导的江西省妇女指导处和各县妇女指导处中有中共党员50多人，她们工作认真负责，和雷洁琼合作得很好。1938年5月，雷洁琼赴庐山参加妇女谈话会，聆听了邓颖超的报告。1939年春，雷洁琼拜访了在浙东抗战前线视察的周恩来。第二天，周恩来进行了回访。雷洁琼与中共领导人的友谊也因此而开始。1939年，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共地下党员高景芝、徐凯被捕。雷洁琼深夜会见熊式辉，据理力争，使她们得到释放。

重逢上海珠璧合

　　1941年初，雷洁琼因同情共产党被迫离开江西。5月，雷洁琼抵达上海，应聘东吴大学社会系教授，同时担任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震旦文理学院的兼职教授。严景耀到车站接她——这之前严景耀、雷洁琼虽然一个在上海、一个在江西，但从燕京大学分别之后，两人始终保持着书信联系。雷洁琼来到上海后，两人更是经常聚在一起。他们一同参加了中共领导的进步政治组织“星二聚餐会”，其后又参加了范围较小、常邀请中国共产党人讲述国内外形势的“星六聚餐会”。一起纵论天下事、一起为抗日奔走呼吁使得两人感情日渐升温。没过多久，在一次“星六聚餐会”快结束时，雷洁琼宣布：“我和景耀7月5日结婚，到时候我们请大家的客。”

　　严景耀、雷洁琼婚礼席上，赵朴初即兴赋诗一首：“参差两两好安排，嘉礼从今美例开。越粤人才夸璧合，前称周许后严雷。”吟毕，宴席上立即响起热烈的掌声——这首诗将严景耀、雷洁琼的珠联璧合与鲁迅、许广平的比翼双飞相提并论，可谓妙手天成。

　　赵朴初与严景耀、雷洁琼交往甚深。赵朴初负责上海净业教养院时，常与严景耀探讨如何教育有诸多不良习气的流浪儿，雷洁琼对孤儿教养工作也屡有建言。其时，赵朴初撰《流浪儿童教养问题》一书，严景耀、雷洁琼也作序称嘉。抗战胜利后，雷洁琼、赵朴初还在上海少年村共过事。雷洁琼任常务董事，赵朴初为村长。

　　参加严景耀、雷洁琼婚礼的还有郑振铎、胡愈之、王任叔等严景耀在社会科学讲习所的同事及学员，因为师生们已经建立了深厚的感情。1939年1月，郑振铎与严景耀两人合写《我们最勇敢的民族战士》，深情追悼被敌伪杀害的抗日英雄瞿犊、王进，而王进就是讲习所的学生。1941年2月2日，学生方行、王辛南喜结连理，郑振铎与严景耀都出席了婚礼，郑振铎还是证婚人。雷洁琼到上海后，也开始同这些中共地下党员一起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方行等人也十分注重对雷洁琼的统战工作。特别是王辛南，她也是妇女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与雷洁琼始终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次严景耀、雷洁琼璧合，方行、贾进者等也到了婚礼现场并留下了签名，王辛南、方行夫妇还送了一套珐琅烟具作为贺礼。

　　“珍珠港事件”爆发后，日本人逐步控制了严景耀供职的提篮桥监狱。1943年7月，严景耀离开了工作近七年的监狱，开始供职于新华银行。

携手并肩倡民主

　　抗战胜利后，代表群众呼声的《周报》《民主》等刊物相继诞生。严景耀经常向这两份刊物投稿，仅在《民主》上，便先后发表了《彻底的民主与形式的民主》《论民主与法制》《论民主与自由》《论民主与经济》《论民主与教育》《论民主与民众组织》等10篇文章。以《民主》和《周报》为阵地，上海的爱国民主力量逐步实现了联合。1945年12月30日，马叙伦、王绍鏊、周建人、许广平、严景耀、雷洁琼、赵朴初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国民主促进会。成立大会决定：理事会未选举产生前，会务由马叙伦负责，王绍鏊、严景耀、陈巳生三人协助。

　　1946年1月2日，在民进第二次会员大会上，严景耀被选为第一届理事会理事，雷洁琼当选为候补理事。2月3日，民进第三次会员大会决定理事会下设一处三部及若干委员会，严景耀参与秘书处和经济委员会的工作，后又负责增设的国际宣传部。3月22日，理事会决定下设机构增为三处三委员会，严景耀任宣传处长兼经济委员会主任。

　　1946年5月5日，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的领导和帮助下，民进发起成立了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简称“人团联”）。5月26日，民进和人团联由马叙伦、王绍鏊、严景耀等出面招待重庆来沪的郭沫若、茅盾、沈钧儒、柳亚子等民主人士，讨论如何发动群众力量以制止全面内战，马叙伦、雷洁琼等11人被推选为和平请愿团代表，将前往南京呼吁当局停止内战。6月23日，在上海北火车站，十万余人为赴南京和平请愿团送行，严景耀和王绍鏊、陶行知、林汉达、周建人、许广平等都走在送行队伍前列。

　　然而，请愿团到达南京下关车站时，马叙伦等遭到冒充“苏北难民”特务的围攻、殴打。雷洁琼衣服被撕破、手包被抢走，脸上鲜血直流。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下关事件”。6月24日，严景耀在上海听闻消息后，悲愤不已。他迅速赶到南京，看望雷洁琼。

　　雷洁琼后因此事被东吴大学解聘。1946年8月，她返回燕京大学执教。

　　1947年2月9日，民进在上海召开第五次会员大会，严景耀和马叙伦在会上分别作了国际、国内形势报告。会上，严景耀当选为第二届理事会理事。

　　1947年3月，严景耀也重返阔别十年有余的燕京大学，夫妇二人搬入了燕南园62号。为推动燕京大学教职员参加“反内战，争和平”运动，两人同翁独健等人组织了读书会，宣传党的主张，团结知识分子。1948年，严景耀、雷洁琼夫妇同吴晗、张奚若等进步教授创办了《新建》杂志，通过文字揭露国民党政权的罪行，同“第三条道路”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

伉俪共赴西柏坡

　　1948年冬，辽沈战役、淮海战役相继结束，严景耀、雷洁琼夫妇收到马叙伦从哈尔滨发来的信函，请二人代表民进访问华北解放区，出席中共中央召开的民主党派会议。不久，夫妇俩又接到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先遣部队负责人刘道生的邀请，夫妇俩欣然应允。

　　1949年1月，严景耀、雷洁琼和费孝通、张东荪一行4人在有关人员的安排下奔赴解放区。在西柏坡他们见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并与他们共进晚餐。雷洁琼曾于1939年在江西吉安、1946年在南京见到过周恩来，严景耀与中央领导同志则是第一次见面。

　　餐后，同毛泽东的一次历史性长谈，令严景耀、雷洁琼终生难忘。通过与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接触，严景耀、雷洁琼对民主和独裁的含义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也使他们对民主问题的理解更加深刻。

　　离开西柏坡后，严景耀、雷洁琼又去李家庄，那里是中共中央统战部所在地。那时候，统战部已提出了一个《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草案，经过多次电报往返协商，于1948年11月底达成了关于召开新政协的协议。

　　1949年2月，民进主要领导人进入北平后，组建了总部机构。2月28日，民进在北平举行了第一次正式理事会议。出席会议的有马叙伦、王绍鏊、周建人、许广平、严景耀、雷洁琼六人。会议推举马叙伦为民进总发言人，王绍鏊负责总务，许广平负责联络，严景耀负责宣传。

比翼双飞情深重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开幕。雷洁琼作为民进8名正式代表之一、严景耀作为民进候补代表参加了这次肩负着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伟大历史重任的盛会。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典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严景耀、雷洁琼夫妇作为民主党派的杰出代表，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见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光辉时刻。

　　1950年4月，民进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严景耀、雷洁琼参加会议，并当选为中央理事会理事。

　　严景耀、雷洁琼二人还先后同时当选一至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从一届至三届夫妻二人同为全国人大代表的只有三对（还有周恩来与邓颖超、朱德与康克清两对夫妇）。

　　1955年1月，在民进中央常务理事会第八十四次（扩大）会议上，严景耀被增选为民进中央第三届理事会常务理事，并担任宣传部副部长暨总部宣传委员会宪法研究组召集人，雷洁琼当选为文教部副部长暨总部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56年8月，在民进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严景耀、雷洁琼当选为第四届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1957年1月，民进中央常务委员会举行扩大会议，确定民进工作部门负责人。严景耀担任组织委员会主任委员。1959年1月，民进第五届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民进中央工作机构和各部门负责人名单，严景耀、雷洁琼同为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年轻的时候，为了事业，雷洁琼不要孩子，严景耀尊重雷洁琼的决定。二人虽没有生育子女，却一生过着举案齐眉、互敬互爱的生活。1952年全国进行院系调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被取消，雷洁琼、严景耀夫妇被安排在北京政法学院（今中国政法大学）执教，雷洁琼的职务是教授兼副教务长，严景耀任政法学院国家法教研室主任并兼任北京政法学院校务委员会委员。他们当时的同事与邻居纷纷回忆这段时光：“每天早上到校园，严景耀一定把雷洁琼送到联合楼门口（雷洁琼的办公室在联合楼二层），二人相互摆摆手说再见……下班的时间，严景耀也是去接雷洁琼一起坐班车回家。严景耀从来都是让雷洁琼走在前面，自己在后面走。”

　　1976年1月12日，在周恩来逝世后的第四天，陪伴雷洁琼35年的严景耀不幸因病去世。雷洁琼提笔写下了《哀悼景耀》，“哭了总理又哭你，悲痛心碎哭无泪。你讲我懂成永别，梦中相见俩无言”，但坚强的雷洁琼决定“要化悲痛为力量，继续前进度余年。愿以遗志来推动，鞭策鼓励克困难”。

独撰传奇声名播

　　带着严景耀的志向与梦想，雷洁琼始终奋斗着……1981年雷洁琼提出了《关于社会学的几点意见》，也是在她的大力倡导下，1982年，北京大学成立了社会学系，她兼任教授和博士生导师。雷洁琼不仅为该系培养了数名硕士，她还拿出多年的积蓄，在北京大学设立“严景耀奖学金”，奖掖这两门学科的后学。此举也是对故世丈夫的纪念。1995年《严景耀文集》出版，雷洁琼在序言中评价：“景耀在学术上突破旧理论框架、观念模式和研究方法，他采用社会人类学实地调查方法，将社会问题、文化环境与犯罪现象联系起来考察。”

　　相比于在社会学领域的贡献，雷洁琼作为社会活动家在社会和政界的贡献更被历史铭记。她以战略的思考推动着中国教育的法治化进程，先后参与了《义务教育法》《教师法》《教育法》等国家大法的制定，并奔波于大江南北检查执法情况。作为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副主任，雷洁琼为起草两个基本法殚精竭虑。

　　1977年后，雷洁琼历任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北京市副市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妇联副主席，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中国社会学学会副会长、名誉会长，欧美同学会名誉会长，北京市社会学学会会长，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会长、名誉会长等职务。

　　雷洁琼也是著名的社会学家、法学家、教育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创始人之一和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历任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七届、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第七届、八届、九届中央委员会主席，第十届、十一届名誉主席。

　　高寿与高位，是雷洁琼晚年最为人熟知的标签，但真正定义她的，或许是那些在历史关键节点上，一次次艰难而清醒的选择。雷洁琼传奇的一生，是跨越百年风云的生动写照。她以学者的智慧、斗士的勇气和政治家的担当，将知识与行动完美结合，书写了中国知识分子报效家国的壮丽史诗。而雷洁琼与严景耀相识相知的四十余载，是其中的华彩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