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注：这是马平在参加庆祝民进成立80周年生日主题活动时的发言。

　　前几天接到民进上海市委谈玲来电，告知民进中央领导来上海，希望会见民进先辈的后人。很高兴我能参加今天的活动，我的祖父马叙伦和父亲马龙瑞，都是民进会员。这是我第一次在公开场合讲述我的祖父和父亲。

　　我和祖父虽然没住在同一个城市，但祖父在世的日子里我见过他三次。

　　记得在我上初中时，1960年左右的一个冬天，父母接到北京来电，说爷爷病重让我们全家去北京见上一面。到北京见到了躺在床上的爷爷，我趴在他身边，爷爷清醒时看到我，问：你是谁啊？我回答我是马平，他又闭上眼睛，过一会睁开眼又问你是谁啊，如此好几遍。

　　住在爷爷家时，我觉得这四合院太大了，有前后院，出去都不敢走太远，在屋里找餐厅也时常走错。我最喜欢的是爷爷的书房，书房四周都是书橱书架，连柜顶上都堆满了线装书。我翻了一些，出版年份都非常久远，其中应该不乏孤本。爷爷的大书桌又是我逗留最久的地方，每次进书房就趴在书桌上看压在玻璃板下的一幅蝇头小楷，所谓蝇头可知字有多小，必须在放大镜下才能看清。

　　这年正值春节前夕，人民大会堂举行春节联欢会，我们作为家属可以参加，当我们正要上车时被告知不能用公车，后来用另一辆车送我们去的。

　　在我的记忆中，我们家从来没有以马叙伦的名义去获得过什么，同样，我爸爸也从来不利用他的职位来谋取私利。这都是来自爷爷的榜样。

　　那一年还见到了许广平，她来探望爷爷。

　　第二次去北京是1966年，那时我已进入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和《文汇报》联办的新闻班。我们班的同学到北京住在《文汇报》驻京办事处，这期间我看望爷爷，到了门口，大门紧闭，在大门右侧上贴有一张告示，内容大致国务院办公厅的指示，马叙伦住宅受到保护，不许冲击。进门后看到有解放军战士在值守，平时他们还协助护士每隔几小时为爷爷翻一次身，这时爷爷已经不能和我交流了。

　　爷爷住的四合院虽大，但是房里的家具很朴素简单。

　　最后一次到北京是1970年5月4日的中午。当时我夜班下班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出火车站乘坐马车直接到了医院。爷爷躺在一间大病房里，北京的亲属看我到了他们就回去了，只剩下我和一个军人。不一会儿那个军人和医院有关人员说了几句话，就有人来把爷爷身上的管子都取下，就这样爷爷永远离开了我们。

　　当时我的父亲和他的兄弟们都在“牛棚”中隔离批斗，没有一个来到北京，爸爸虽接到通知，但是他让我代表他去。在子女都没来的情况下，国务院办公厅再次给他们所属单位发出通知，才陆续来到北京参加马叙伦的告别仪式。告别仪式在八宝山一个很小的室内，李先念受周总理委托参加告别仪式。在告别仪式上见到包括郭沫若在内的很多人。告别仪式结束后由我把爷爷送进了火化炉，又去选了我觉得最好的一个大理石骨灰盒，接着又去找了一间我认为满意的房间安放了爷爷的骨灰盒。

　　我的爸爸马龙瑞，他排行老六，1949年在爷爷的安排下来到上海，参加接管卫生系统的工作。爸爸平时基本不说他的工作，后来才知道他在云南瘴气很重的地方搞防疫工作，他也去过印度工作。有一段时间我看到爸爸老是往自己身上扎针，他说现在政府提倡中西医结合，他在学针灸，先在自己身上练习。

　　爸爸早年参加民进，担任民进上海市委委员，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是黄浦区政协委员。先在上海市卫生局任某部门处长，后又担任黄浦区卫生局局长。我从父母谈话中得知，父亲不喜担任行政工作，处理琐事影响了他的医生工作。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期间，爸爸受了很多苦，有一段时间每个月只有15元生活费，每天上班来回要走十公里。我们姐弟三人靠妈妈的工资支撑生活。1976年后爸爸拿到了补发工资，大约二万元，这笔钱他没有带回家，而是直接交了党费。在他工作期间政府曾经要求干部减薪减资，他二话不说带头减了，还让母亲也响应了。

　　在我的记忆里，爸爸从来没有利用自己是马叙伦儿子这一点来谋取利益，爸爸言传身教也影响了我。

　　爸爸就是这样一个赤胆忠心的优秀共产党员。

　　我们父辈的一言一行永远都是我们的榜样！永远怀念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