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菜馆，起初是徽州馆最占势力，到了民国十六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忽地广东馆突为上海人所喜，或者因为那时广东人在上海骤然增加数量，上海人又是一窝蜂的，见广东人都到广东馆去了，便学时髦也舍此就彼。并且喜新厌旧，也是人之常情，吃惯了徽州馆的菜，偶然换换广东的菜，在口味上也觉得新鲜些。还有一点，广东馆的座位，比较的干净些，舒服些，食具也精良些，一方面徽州馆还是墨守旧章，不知改革，便相形见绌了。平心而论，广东馆的菜，确是有几种特具佳味的。食在广州的话，并非过甚于词。徽州馆的菜，总是这几套玩意儿，难得有新奇的。在这个年头，无论什么事，都有一点时间性的，上海人所谓“潮”。当时徽州馆有过一回“鸭馄饨潮”，也曾风行一时，现在早归销沉（消沉）了。讲到鸭馄饨，朱竹垞有一句诗说着过的。但是据李莼《越缦堂日记》说，鸭馄饨就是苏州人所称的“喜蛋”，是一种孵育没有成熟的鸭蛋，馄饨是混沌的谐声，并不像徽州馆所制的，把馄饨和鸭同煮一器的意思。内地除了本地风光的菜馆以外，还是徽州馆居多数，广州馆并不多，说不定将来也要转变呢。像首都广州馆已有了地位，不过还没有上海的盛况而已。

　　（原载《时事汇报》1934年第3期，署名烟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