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瘦鹃（1895—1968年），原名周国贤，生于上海，祖籍江苏苏州，现代著名小说家、散文家、著名报人、文学翻译家、园艺大师，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曾任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人大代表，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江苏省文联委员，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员，苏州市文物古迹保管委员会副主任，苏州市园林管理处副主任，苏州市市政建设规划委员会副主任。

　　周瘦鹃家贫少孤，6岁丧父，依靠母亲辛苦做女工，得以在上海西门民立中学修完学业。学习期间，周瘦鹃才思敏捷，受到校长苏颖杰、教师孙警僧的喜爱，后留校任教。任教一年后，周瘦鹃请辞，专以写作和翻译为业。

　　周瘦鹃一生笔耕不辍，勤奋写作，自称为“文字之劳工”。1910年，仍在中学读书，时年仅16岁的周瘦鹃开始了文学创作。第一篇作品《爱之花》的灵感来自一则法国恋爱故事，周瘦鹃将其改头换面译为五幕剧，以“泣红”为笔名刊登在商务印书馆的《小说月报》上，开启了文学之路。这部剧本后来被电影编剧、导演、被誉为“中国电影之父”的郑正秋所青睐，先搬上舞台，再搬上银幕，更名为《美人关》。

　　20世纪20年代，周瘦鹃以哀情小说享誉文坛，成为“鸳鸯蝴蝶派”文人中的翘楚。这与他一段刻骨铭心的恋爱悲剧息息相关。在中学毕业的冬天，周瘦鹃结识了务本女校学生周吟萍，两人情投意合迅速发展为恋人关系，但由于女方父母早已将女儿许配给一个富家子弟，有情人终不能结为伴侣。这场爱恋悲剧对周瘦鹃一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方面，周瘦鹃将对爱情的执着不渝、爱而不得的苦闷倾注在笔端，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另一方面，他一生钟情于紫罗兰花，皆因周吟萍的英文名字就是Violet（紫罗兰），他所编的杂志定名为《紫罗兰》《紫罗花片》，出版的小品集为《紫兰芽》《紫兰小谱》，他在苏州的家宅名为“紫兰小筑”，家中的书房名为“紫罗兰庵”，家中的园林一角叠石修筑了“紫兰台”。这一点为时人所知，有一次诗人徐志摩曾在好友黄子梅家设宴款待，特意拿出一只紫色的高脚杯为周瘦鹃斟樱桃酒。

　　作为著名的沪上报人，周瘦鹃与《新闻报》副刊《快活林》的主编严独鹤并称“一鹃一鹤”。1914年夏至1921年，周瘦鹃协助王钝根编辑周刊《礼拜六》，并发表大量颇受知识分子和市民阶层喜爱的作品，《礼拜六》逐渐成为鸳鸯蝴蝶派的代表刊物和主要阵地，周瘦鹃与包天笑、徐枕亚、李涵秋、张恨水并称“五虎将”。当时曾有人点名批评这些“鸳鸯蝴蝶派”文人为“逆流”，其实相比传统文化人，他们可谓新型文化人。与传统的士大夫相较而言，这些新型文人接受新学的知识结构，有着较好的西学素养，抱持新式人生观和价值观，不再将“学而优则仕”视为实现人生价值的唯一取向。在这些新型文人的身上，新旧更迭并非决绝，更可以说是新旧一体，他们既有新知识，秉持新理念，积极投身报刊、电影、广播等新的大众文化机构，同时也常有旧习气，展露出传统的才子气质。“鸳鸯蝴蝶派”强调文学的娱乐和消闲功能，所涉作品包含恋情小说、武侠小说、侦探小说、社会小说等，适应了社会转型期文学转向世俗化、娱乐化的新的文化诉求，又以对都市生活的原生态描摹吸引了大批忠实的市民阶层读者。通俗和畅销不等于庸俗和拙劣，在内忧外患、国势日艰的情景下，“鸳鸯蝴蝶派”文人同样关注社会热点问题，发表“国难小说”，刊载外国文学译介作品，为教化启蒙民众作出贡献。

　　此外，“鸳鸯蝴蝶派”也与中国早期电影的发展渊源颇为深厚。中国电影的发展深嵌于政治动荡、军事割据、经济转型、文化思潮激烈碰撞的混乱而充满活力的时代肌理之中，“鸳鸯蝴蝶派”文学自身携带的娱乐性与大众性，成为中国早期电影在乱世中得以立足的减压阀。周瘦鹃在执笔《申报·自由谈》期间就曾多次翻译西方电影理论，撰写了许多介绍和评论文章，向中国观众积极推介电影这门新兴艺术。

　　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新旧文学阵营之间的对立和交锋达到白热化，彼时新文学阵营作家们为了争夺文学话语权，笔战、舌战皆措辞强烈。周瘦鹃和他的通俗文学都被列入旧文学阵营而受到激烈批判。实际上，周瘦鹃本人一直关注社会政治局势，眼光敏锐，无论是在北洋政府政治腐败、军阀混战不断的时期，还是在外敌入侵、国势日艰的时期，周瘦鹃的拳拳爱国之心早已融入其文学实践中。早在1915年，周瘦鹃在《南社丛刻》发表古体叙事诗《新情歌》，诗中的女主人公要情人出征杀敌保卫国家的行为，就充满了强烈的爱国思想。“五九”国耻事件发生后，周瘦鹃深受刺激，悲愤填胸，创作日记体小说《亡国奴日记》，意在警醒国人，急起救亡，由中华书局发行单行本。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同年6月，周瘦鹃撰写小说《卖国奴日记》，痛斥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的卖国贼恶行，表达强烈的爱国之心，因言辞过于激烈，各大书局都望而却步，他便以“紫兰编译社”名义自费出版。九一八事变后，周瘦鹃在《新家庭》月刊上发表《为国难事吁求全国家庭一致抵制日货》的呼吁书，号召民众积极行动，坚决抵制日货。抗日战争时期，周瘦鹃不间断地撰写爱国作品，意在唤起同胞奋起抗敌救国，如《风雨中的国旗》《祖国之徽》《南京之围》《亡国奴家里的燕子》等，使他成为“鸳鸯蝴蝶派”作家中最著名的爱国作家。1936年抗战前夕，上海文化界同仇敌忾，周瘦鹃与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等三十余人一道联名发表《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辱与言论自由宣言》，主张新旧文人联合起来，一致为抗日救国和言论自由而斗争。抗战爆发后，周瘦鹃举家辗转避难至安徽黟县，其间他创作了大量感时诗词，疏解苦闷。次年，《申报》在租界复刊，周瘦鹃举家返沪。但之后上海陷落，《申报》落入日敌之手，周瘦鹃为保清白，辞去副刊编务一职，重返苏州隐居求志。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国民党接收《申报》，授予周瘦鹃《申报》设计委员的虚衔，这让原本满怀希望的周瘦鹃大为失望，遂于第二年春再次举家返回苏州，继续过着大隐于市的生活。

　　1916年至1949年间，周瘦鹃历任中华书局、《申报》《新闻报》等编辑和主笔。在编辑理念上，周瘦鹃重视文艺作品的审美性，主张用休闲的戏笔为市民阶层提供阅读的乐趣，追求趣味。同时，他亦重视与读者保持轻松且紧密的联系，吸收读者的意见建议，不标榜媒体话语权威，也不做填鸭式的教化宣讲。他所一直推崇的通俗文学本身就是平民的文学，具备雅俗共赏的文化格调。《自由谈》作为文艺副刊，周瘦鹃担任主编期间，把握时代脉搏，适应潮流，其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水平颇高，成为深受上海市民阶层钟爱的报纸。《自由谈》对《申报》的贡献巨大，以至于不少读者追看连载的小说和剧评。

　　周瘦鹃创办、主编或与人合编过多部刊物，如《游戏世界》《半月》《紫罗兰》《紫兰花片》《新家庭》《乐观月刊》《上海画报》《紫葡萄画报》《良友》等。这些报刊作为市民喉舌的引领者，忠实记录时代现实，抨击黑暗政治，关注社会民生，倡导积极向上的新风尚，传达出真切的时代呼声。著名作家张爱玲作为职业文人的出世之作《第一炉香》和《第二炉香》就刊发在1943年第二期《紫罗兰》上，周瘦鹃当期《编者的话》也成为首篇盛赞张爱玲创作的评论文章。周瘦鹃办刊极认真且追求特色，如他本人所说“总是不断地挖空心思，标新立异”。比如，有一年《紫罗兰》的版式是将封面纸挖空，后面衬着一幅彩色时装仕女画，典雅不俗。

　　周瘦鹃也是我国较早从事文学翻译的卓越翻译家之一。他曾于1916年翻译、1917年结集出版的《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介绍了包括高尔基《大义》（现译为《叛徒的母亲》）在内的欧美20多个作家的作品，鲁迅先生曾盛赞这部译文集是“昏夜之微光，鸡群之鸣鹤”。1936年，周瘦鹃依托上海大东书局翻译出版了《世界名家短篇小说全集》，全集共分上、中、下三册，收入以欧美为主的世界范围内的短篇小说80篇，包括高尔基的《换魂记》和《绿猫》，为我国的外国文学译介作出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面貌焕然一新。1950年，深居简出的周瘦鹃收到了苏南区文学艺术工作者大会的邀请，会上，周瘦鹃受到苏南行政公署领导的鼓励，希望他可以为新中国写作。更让周瘦鹃未曾预料的是，1953年3月，时任上海市市长陈毅慕名来访，饶有兴致地观赏盆景、盆栽，同周瘦鹃进行了亲切交谈。1956年7月，经柴德庚和范烟桥介绍，周瘦鹃在苏州加入了中国民主促进会。这之后，他写了大量文辞优美、意境极佳的散文、游记、小品文，多以花草、山水、风俗、习尚成篇，主要收录在《行云集》《花花草草》《花前琐记》《花前续记》等书中。同时，为了让海外侨胞适时了解新中国，他撰写多篇文章描写社会主义新事物、新建设和人民的幸福生活，在1962年到1966年期间，他为香港《文汇报》的“姑苏书简”专栏不定期撰文，记录新中国日新月异的变化和他的幸福生活。他的文笔轻灵秀丽，有很强的可读性和知识性，深得读者喜爱。

　　1962年，周瘦鹃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同年4月，周瘦鹃作为政协委员，在出席全国政协三届三次会议期间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接见，畅谈达半小时。散文《我的心拴住在怀仁堂》《初识人间浩荡春》等就生动地记录了周瘦鹃被伟人接见时的幸福场景。他激动地写道：“这白天的幸会，虽只短短的不满半小时，却是我生命史上最可纪念的一页。十年私愿，偿于一旦，有生之年，再也不能忘怀。”

　　周瘦鹃嗜花成癖，专心园艺，致力于盆景培植，写作之余耗费极大的精力从事园艺。他在自家庭院内栽花培草，养护盆栽，精心呵护。周恩来、邓颖超夫妇，朱德、康克清夫妇，叶剑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曾造访这座“周家花园”，许多外国友人也闻名前来观赏。1963年1月31日，周恩来因公到苏州期间曾专门来到周瘦鹃所居爱莲堂，这让周瘦鹃感动不已。事后，他曾作诗三首专门记述这件事，其中一首这样写道：“殷殷促膝话家常，读画看花兴倍长。三沐三熏温暖甚，一时春满爱莲堂。”1964年1月10日，朱德偕夫人康克清来访，又一次让周瘦鹃倍感荣耀，他亦作诗写道：“雪兰夏蕙生巴蜀，喜见分根到我乡。此日拜嘉勤养护，年年香溢爱莲堂。”在这一年，70岁的周瘦鹃写下了《预支的生日》总结了“平生四快”，文中他如是写道：“第一件是年轻时翻译欧美弱小民族的短篇小说，曾获得鲁迅先生的赞许；第二件事是1962年4月在北京出席全国政协会议时，蒙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召见，作了半小时的谈话；第三、第四件是1963年1月、1964年1月，周恩来总理和夫人、朱德委员长和夫人先后光降，得以握手言欢……这四件大事，是我生命史上最可纪念的一页，是我所永远忘不了的。”

　　在“文化大革命”中，潜心于文艺与园艺“两条腿走路”的周瘦鹃也未能幸免。1968年8月12日，周瘦鹃因不堪忍受“四人帮”迫害，于仲夏深夜自投家中花园的一口井中，逝年74岁。1973年，在周恩来的直接关怀下，周瘦鹃获得平反昭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