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天天看那上海的报纸，除掉新闻和别种作品以外，全是广告的地域了。有许多广告，永远在固定地位的，像戏馆、影戏院等等；有许多广告，做得十分动人的，像药品、香烟等等。并且我们看了广告的趋势，可以料想事业的盛衰，譬如前几年的交易所，每天总要占去一版以上的公告，后来逐渐减少，到现在真是难得见了。最近影戏公司的广告和画报，也热闹过好一回。画报出版以后，便用不着广告，所以自生自灭，还没有人注意。独是影戏却已经有些江河日下之忧了，虽是还此几家时常有出品露布，可是中间不幸短命的公司，也不少了。我们不必踏到上海去，或是听上海朋友的谈话，就可以知道大概了。

　　但是我们对于广告的内容，至少要像从前苏州蔡舒元帽子一般，打上一个八折九扣，否则未免要大上厥当，我举几个例子给旧上海人参考参考。

　　有一天，我到上海爱文义路，去找一家书局，那书局在报上登起广告来，总是有着一全版，春夏秋冬四季大廉价，所列的书目，在一千种左右，倘然我们预先猜起来，至少有两开间的店面，还要几间栈房屋咧，因为不如此不足以容纳啊。记得我们问来问去，经了好多时候，才见一条衖堂里，撑出一块招牌来，上面写着“XX书局”，叩了一回门，里面走出一个茶房兼伙计模样的人来，问明了来意，请进去到厢房间里坐着，露墙一排，都是书架，上面装满了书，就是那广告上说的洋装几厚册的什么《全书》、什么《大观》、什么《要览》，估算起来，至多不过二三千本，不过六七种。倘然照着广告，一种种都要买来，恐怕要劳着茶房兼伙计的人，出好几趟后门呢。至于发行、编辑、会计，一手经理，是不消说了。后来还发现那XX书局的宝眷，也住在书局的里面，规模和杂货店一般，面积比水果摊还小些。还有一回，去找一个XX公司，也是费了好多时候才找着，原来在江西路上一家洋房的二层楼上，差不多像苏州中等人家的客厅一半的大，除掉一只写字台、一口宁波橱、一架打字机、几把交椅以外，没有什么了，但是那广告上却写得铺张扬厉，无论什么东西，都有。记得那回我去买铅笔，那经理而兼买办的，大模大样地回答道：“今天晚上送到旅馆里来罢。”我仔细四面一瞧，哪里有什么铅笔的影踪，只有写字台上，却有一两支用去一半以上的铅笔罢了。后来果然有人送铅笔来，我问：“你公司里的生意如何？”那人道：“公司里一切生意都要做的，单是铅笔一项，每年要做六七十万呢。”我吓得咋舌，心想他嘴上的广告比纸上的广告还要厉害。

　　其余像什么大学、什么编译社、什么制药公司，那些广告，差不多天天有几则的。我们到了上海，见那衖堂口长长短短的招牌，比庙里的匾幡还多，但是走进去看看，往往三上三下的一家，倒有四五个机关呢，不知道教室在哪里，编译员的宿舍在哪里，药料储藏在哪里。精密观察一下，不过瞧见些晒在天井里的衣服，堆在墙角里的杂物，还有九腔十八调的讲话，笑啼的儿女声罢了。

　　所以我套着“尽信书不如无书”的话，肯定地说，尽说广告不如无广告，虽是广告中间尽多可靠，但是至少十之五六，靠广告吃饭呢（吃广告饭和靠广告吃饭有别，读者不要误会）。

　　（原载《新上海》1926年第11期，署名含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