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偶然的机会，见到双溪徐氏宗祠理事长徐阳根先生在网上分享了一页家谱，让我瞬间心潮澎湃、欣喜不已。这一页家谱，是近代著名学者马叙伦为徐季丹父亲祝寿的书法墨宝。在此之前，我一直认为，马叙伦先生为江山峡口王访渔先生父亲题写的碑文，已是他留给这片土地的唯一墨宝，从未想过竟还有这样一份惊喜遗存。我当即迫不及待地联系徐阳根先生，恳切求取这套宗谱翻阅。

2010年重修的《双溪徐氏宗谱》及马叙伦为徐季丹父亲祝寿的书法墨宝

　　这套宗谱底蕴深厚，1932年原版修撰，后于2010年重新整理编修。当我小心翼翼翻开新修的谱牒，目光所及之处，除了马叙伦的祝寿墨宝外，谭熙鸿、梁希、许璇、沈肃文等一众文教界、农学界精英学者的祝寿题辞与祝福亦赫然在目。这场跨越圈层的祝寿盛事，如一幅尘封已久的历史画卷徐徐展开，让马叙伦与徐季丹那段深埋于岁月的深厚情谊，愈发清晰地浮现于历史长河之中，令人感慨不已。

一学界圈层联结：志同道合的时代相逢

徐季丹

　　徐季丹（徐陟）的人生轨迹，自始便深植于家国土壤。作为浙江江山双溪徐氏后裔，他是清末武进士徐培初之子，自幼受父亲“弃仕途、归养亲”的孝行熏陶，承袭了家族重实务实、淡泊名利的家风。徐培初先生熟娴武略，壮岁掇巍科，本可在清末国步阽危之际，凭材武奋迹，拥旄仗节，享侯封之荣，却因父亲春秋已高、多疾病，且旁无昆季，毅然弃远大事业归乡尽孝，其慎终之礼备至，乡党亲友无不叹诵其孝。这样的家风传承，为徐季丹日后的人生选择埋下了深刻伏笔。

国立浙江大学农学院毕业纪念册（1931年）

　　1919年，五四运动的浪潮唤醒了青年的报国热忱，徐季丹考入国立北京农业大学，从此与农学事业结下不解之缘。彼时的北京农业大学汇聚了国内顶尖的农学师资，为他打下了坚实的专业基础。1924年，他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北京农业大学农艺系，同年便怀揣“师夷长技以兴农”的理想远赴法国，踏上求学之路。在法国的六年，徐季丹如饥似渴地汲取先进知识，先进入法国国立农学研究院农艺系深造，1928年以出色的学术成果荣获农业科学硕士学位。此后，他又奉浙江省政府指令补为官费生，进入巴黎大学理科，专门钻研食用植物遗传学这一前沿领域。求学期间，他凭借扎实的专业功底，获任勃拉灵更门教授助手，并在法国维拉磨兰育种场投身实践研究，将全部精力投入世界麦类育种栽培科学的探索之中。无数个在实验室里分析数据、在育种场中观察记录作物生长的日夜，不仅让他积累了深厚的学术知识，更让他沉淀出严谨务实的科研态度，为其日后归国开展工作奠定坚实基础。

　　徐季丹于1930年毅然归国，受聘于国立浙江大学农学院任教授，将全部学识倾注于祖国的农业教育与科研事业。彼时的国立浙江大学农学院人才济济，谭熙鸿任院长，梁希为森林学系主任，许璇担任农业社会学系主任兼推广部主任，沈肃文任农学院副院长，徐季丹在此与一众学界精英共事，融入了这个以“学术报国”为共同追求的核心圈层。

　　作为近代文教界的领军人物之一，马叙伦早年投身教育革新，民国时期曾任教育部次长，学识渊博且风骨凛然，书法兼具文人气韵与金石力道，在学界享有极高声望。他与谭熙鸿是并肩作战的挚友——1921年初夏，北京国立八校千余名师生为反对北洋政府拖欠教师工资赴国务院请愿，遭军警武力镇压，酿成“六三血案”，马叙伦与谭熙鸿分别担任八校教职员联席会议正、副主席，是此次斗争的核心组织领导者，在维护学界权益的抗争中结下生死之交。他与农学家许璇的情谊同样深厚，许璇作为我国农业经济学科先驱，曾三次担任国立北京农业大学校长、两次出任浙江大学农学院院长，1934年逝世后，蔡元培为其题写墓碑，马叙伦亲撰墓志，400多位社会名流赠挽联缅怀。林学家梁希与马叙伦亦同为学界中坚，常于各类学术交流中碰面，秉持着相同的救国理想。

马叙伦

　　据《马叙伦年谱》《余绍宋日记》记载，1930年，马叙伦在杭州频繁参与余绍宋发起的东皋雅集，这一时期马叙伦与学界友人往来频繁，时常相聚论学、切磋书画。马叙伦与谭熙鸿、梁希、许璇等人过从甚密。在此期间，他通过谭熙鸿、许璇等人的引荐，与徐季丹相识相知。马叙伦钦佩徐季丹放弃国外优渥条件、归国躬身田间的赤子之心，赞赏他“以学报国、以农济民”的实干精神；徐季丹则敬重马叙伦的学识品格与抗争风骨，常于交流中汲取思想养分。两人的交谈，上及国家发展大计，下及农业教育细节，虽领域有别，却总能彼此启发、心意相通。

　　值得一提的是，马叙伦与江山有着特殊的渊源。1906年，马叙伦曾在江山任教，这段经历让他对这片土地有着深厚的情感。在为徐季丹父亲祝寿的名流中，姜绍谟、朱云光、张廷芳等人，或是马叙伦的江山籍朋友，或是他的学生，这层地域与师门的联结，更让马叙伦与徐季丹的交往多了一份天然的亲近感。

二墨宝寄情：“山气多寿”的情谊定格

　　这份惺惺相惜的情谊，在1931年迎来了最温暖的定格。是年正月，徐季丹的父亲徐培初先生将届七十大寿，徐季丹欲归乡为父庆寿，特向马叙伦求取祝寿文辞。彼时马叙伦正筹备北上任教，对徐季丹所求欣然应允，挥毫写下“山气多寿”四字行书题辞，并附短文：

　　“徐君季丹昆弟，将以来月归，祝其尊翁培初先生古希之寿，征辞于伦。伦读季丹所述先生行业，盖古之君子。今世向清平，而先生耑居山泽之间。观季丹所学，以润色国家，其寿将逾耄期而无极。爰书古语，以增颂尔。”

　　落款“二十年一月 马叙伦”

　　这份墨宝被郑重收录于《双溪徐氏宗谱》，成为跨越百年的情谊见证。

马叙伦为徐季丹父亲祝寿的书法墨宝（摘自1932年编撰的《双溪徐氏宗谱》）

　　从时间线来看，马叙伦题写墨宝时正身处杭州，而徐培初先生的生日为当年二月二十三日，时间衔接自然，更印证了这份题辞的真挚与仓促中的用心。1931年2月3日，马叙伦便启程赴北平任教，这份在临行前题写的寿辞，更显其对徐季丹情谊的珍视。

《江山徐培初先生古稀寿序》（摘自1932年编撰的《双溪徐氏宗谱》）

　　这份墨宝，字字含情，意蕴深远。“山气多寿”四字凝练隽永，笔力沉稳，墨韵悠长，既暗合徐培初先生居于江山仙霞、怀玉之间，得山川灵气而享高寿的意境——正如《江山徐培初先生古稀寿序》中所写，江山三衢之地“当仙霞怀玉之交，昆仑山脉磅礴而东，经黔桂湘粤闽赣，蜒千里以至潮边，其势雄，其气厚，其蕴蓄深，故其应于人也，为坚强、为质直、为厚重”，更赞誉了徐培初隐居乡野、躬耕自守的君子品格。题文中，马叙伦通过徐季丹的讲述，盛赞徐培初“盖古之君子”，既认可其弃官尽孝、敦睦乡里的德行，更暗含对徐季丹家风传承的肯定。而“观季丹所学，以润色国家”一句，既是对徐季丹学识才干的高度推崇，更是两人精神共鸣的直白流露——在马叙伦眼中，徐季丹深耕农学、培育良种、推广技术，正是以专业之力服务国家、造福民生的典范。“其寿将逾耄期而无极”的祝辞，不仅是对徐培初先生的福寿祈愿，更寄寓了“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的文化内涵，彰显了两位学者对“修身、齐家、治国”理想的共同追求。

　　徐培初先生的七十大寿，因众多学界名流的联袂祝寿而更显厚重，成为近代文教界与农学界的一次盛会。作为马叙伦的挚友，谭熙鸿亲撰《江山徐培初先生古稀寿序》，详细阐述了徐培初“得天、地、人之道”而致寿的缘由，文辞典雅，情真意切。梁希、许璇、沈肃文等六十多位学界精英联名敬祝，这份联名不仅是对徐培初的敬意，更是对徐季丹的认可与支持。

　　此外，南京中央党部宣传部秘书朱云光撰文祝寿，日本医学士戴夏民、中央军官学校教官姜水纹、上海国立暨南大学高中农科主任戴本中等人同署；浙江造币厂会办许宝驹、浙江高等法院院长郑文礼、国立浙江大学工学院教授郭善潮、国民政府审计院第一厅厅长陈奇、教育部总务司司长姜绍谟等纷纷献上诗词联对，“仙霞山水雄且奇，中有高人餐紫芝”“得古稀闲岁月，愿同松鹤祝长春”“南山当户秀，影落杯中宽”等佳句频出，与马叙伦的墨宝相映成趣，共同构成了一幅近代知识分子惺惺相惜的生动图景。江山县县长吴轶民、农学院教授陈国荣、校教务主任陈石民等地方官员与学界人士也纷纷赠联庆祝，足见徐氏一门在当地的声望与影响力。这场寿宴的盛况，被详细记录于《双溪徐氏宗谱》中，成为家族荣耀的见证，更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资料。马叙伦的“山气多寿”墨宝，以其简洁有力的笔墨与深刻厚重的内涵，成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珍品，既见证了徐季丹在学界的声望，更定格了他与马叙伦、谭熙鸿、许璇等人跨越圈层的深厚情谊。

三农学报国：徐季丹的毕生坚守与成就

　　时光流转，马叙伦与徐季丹的人生轨迹虽各有延展，却始终践行着“以己之力报家国”的共同誓言。马叙伦此后深耕教育与学术，成为新中国首任教育部部长，始终坚守“教育兴邦”的初心；而徐季丹则在农学领域躬身耕耘，用毕生心血书写了“学术报国”的动人篇章。

　　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国家陷入危难，农业生产面临严峻挑战。徐季丹临危受命，受聘于福建省科学院农事试验场担任总技正（即总农艺师）。在战火纷飞、物资匮乏的年代，他深知粮食安全是国家存续、民众生存的根本，于是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全身心投入到农作物新良种的培育与推广工作中。他带领科研团队克服重重困难，日夜钻研育种技术，奔波于各地田间地头指导种植，为战时东南各省的农业生产稳定提供了关键技术支撑，以专业力量为抗战时期的民生保障贡献了重要力量。

徐季丹（徐陟）签发的国立英士大学毕业证书

　　20世纪40年代，徐季丹回到浙江，受聘于国立英士大学担任农学院教授，并在1944至1949年间兼任农学院院长。作为当时国内外为数不多的麦作学专家，他亲自讲授“麦作学”“作物育种”等核心课程，将自己多年积累的科研成果与实践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在他的主持下，英士大学农学院迎来发展黄金时期——他在金华江对岸开辟实验农场与新式畜牧场，积极引进优质麦类良种与荷兰奶牛，推动教学与实践深度融合；力主增设森林系，多方奔走延请知名教授来校任教，为学院汇聚了一支实力雄厚的师资队伍，培养出一大批农学领域的栋梁之材。

徐季丹工作在田野里

　　1949年浙江解放后，国立英士大学停办撤并，徐季丹应国家号召北上，担任北京农业大学农学系主任。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他愈发全身心地投入到农学教育与科研工作中，即便步入晚年，对科研的热忱依旧不减，在住所开辟小菜园，亲手栽种各类作物进行试验研究，将实验室延伸到日常生活的角落。他为人正直，富有正义感，在民国时期，常于经济上帮助学生，甚至冒险解救被国民党当局逮捕的学生；面对不合理政策与学术不端行为，始终坚守原则、据理力争，为学院营造了求真务实的学术氛围。

　　1954年，这位将一生奉献给农学事业的学者，因长期高强度工作积劳成疾，不幸病逝在教学科研一线，享年五十七岁。他用短暂的一生，在农业教育与科研领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著述与实践至今仍为农学界所珍视，而他与马叙伦因墨宝结缘的君子之交，也连同那份“以学报国”的初心，被永远镌刻在历史长河中，成为后世敬仰的精神典范。

徐季丹的著作《中国的稻》

　　徐季丹的一生，是为中国农学事业不懈奋斗的一生。他著有《中国的稻》《水稻栽培学》等重要著作，其科研成果与教学理念至今仍为农学界所珍视。他以深厚的学识、坚定的信念与高尚的品格，在农业教育与科研领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的精神如一盏明灯，永远闪耀在中国农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农学学者秉持初心、砥砺前行，为祖国的农业现代化事业贡献力量。

徐立根

　　值得一提的是，徐季丹的家风传承并未止步于他这一代。其子徐立根教授，1947年毕业于厦门大学，1949年又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俄语系深造三年；1984年公派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进修，归国后率先在我国综合大学中倡导成立了首个物证鉴定中心，成为中国现代刑侦物证行业的重要奠基人。他长期执教于中国人民大学，是享誉学界的法学教授，更是中国文检界著名的“铁三角”之首，终身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其著述颇丰，包括《物证技术学》《侦查学》《检察技术学教程》等专著，以及《苏维埃犯罪对策学》等重要译著，一生深耕侦查学与物证技术学的教学与研究，为我国法学教育与法律科学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徐门俊杰辈出，这份跨越百年的家国情怀与治学精神，早已成为家族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时光荏苒，岁月流转，马叙伦与徐季丹的人生早已定格在历史长河中，但那份因“山气多寿”墨宝结缘的君子之交，却愈发醇厚绵长。这份墨宝历经数十年风雨，依然完好地留存于《双溪徐氏宗谱》中，成为连接近代与当代的精神纽带。

　　马叙伦与徐季丹的交谊，是近代知识分子“以学结缘、以情联结、以志报国”的典型缩影。他们虽身处不同领域，却怀揣着共同的家国理想，在乱世中坚守初心，以各自的方式为国家复兴、民族存续奔走呼号。马叙伦以笔墨为刃，抨击时弊，倡导民主与科学，推动教育革新，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播下火种；徐季丹以锄头为剑，扎根田间，培育良种，推广技术，为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奠定基础。他们的交谊，无关名利，只关乎品格与理想，只关乎对国家与民族的赤诚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