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弢先生是我国著名的作家、文学理论家、鲁迅研究家和文学史家。他在60年的文学生涯中，辛勤耕耘，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学遗产。从中国的鲁迅研究来说，唐先生是开创者之一。1938年在上海沦陷期间，在最困难的条件下，他参加了中国第一部《鲁迅全集》的编校工作，仅用6个月的时间，使20卷本的《鲁迅全集》公之于世。这不仅使鲁迅的原著得以保存，同时也使它得以传世。这在中国出版史上是空前的一大贡献。以后唐先生又花了十余年的时间，以一人之力完成了《鲁迅全集补遗》和《鲁迅全集补遗续编》等鲁迅著作的编纂工作。在鲁迅著作的搜集、整理和研究上，唐先生付出了他一生中的主要精力，为我们的鲁迅著作研究和鲁迅思想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本人作为一名博物馆工作者，想着重谈一下唐先生为我们鲁迅博物馆的建立、建设等方面所做的开创性工作以及给予我们的无私帮助与关怀。

阻止朱安出售鲁迅藏书

　　唐先生对鲁迅有极深的感情，更视鲁迅的文物如至宝。1944年，唐先生在上海一家私人开设的小银行当秘书。一天，他从郑振铎那里得知当时北平方面要出售鲁迅藏书，情况非常紧急：汪精卫国民政府委员、国民编纂委员会主任陈群，正在到处搜刮图书，想把鲁迅藏书全部买下；周作人想乘机留下一部分；还有人想推荐图书馆将书买下；等等。

　　得知这些唐先生心急如焚。在那南北交通阻隔、兵荒马乱的日子里，受许广平先生的委托，唐先生毫不犹豫地担任了出面到北平谈判解决问题的重要使者。唐先生在北平的前后十余天中，主要是穿梭出入各书铺，与书铺老板打招呼，防止鲁迅藏书流散出去，其中最困难的是唐先生与北平家属的谈判了。我还记得唐先生在和我们谈到此事时，曾绘声绘色地描绘了那时的情景。当唐先生向朱安说明来意并讲了要注意保存鲁迅遗物的情况以后，朱安激动地指着自己鼻子说：“你们总说要保存鲁迅遗物，我也是鲁迅的遗物，你也应当保存保存我呀！”谈判到了非常尴尬的境地，此时唐先生非常巧妙地将话题转到上海的生活方面，谈到海婴的情况。朱安的态度一下就软下来了，进而脸上露出了几分笑意。唐先生乘机将许广平的困境和上海的情形，一一做了仔细的说明，从而打开了局面，让老人说出了心里话。唐先生为了解除朱安生活的顾虑，说明生活费仍由上海负担，倘有困难几位朋友愿意凑钱代付，千万不可将藏书出售。当时唐先生还解囊相助，以示诚意。

　　由于唐先生对这个问题的妥善处理，朱安改变了出售鲁迅藏书的做法。一场轩然大波就此得以平息，不少人松了一口气。唐先生自己对此也感到由衷的宽慰，他在《＜帝城十日＞解》一文中表达出他解决这一问题后的兴奋心情，他说：“我们终于从一个方面解决了鲁迅藏书出售的问题。”这确实是在一个关键时刻，解决了一个众人注目，并为之担心的关键问题，使鲁迅的藏书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成为我们今天博物馆的珍贵藏品和研究鲁迅的宝库。

　　唐先生将鲁迅的书信妥善保管，并全部捐赠给国家。1937年许广平刊登征集鲁迅书信的启事，唐先生当即翻检出比较有意义的四封鲁迅书信，托黄源转交许广平。唐先生十分珍爱鲁迅给他的书信，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周先生死后，除了他的战斗精神。他的遗教，时时使我们后死者铭念外，这一点真迹应该是他所遗留给我们的最好的纪念了。”这些信件在上海沦陷期间由许广平先生千方百计地保存下来，新中国成立后被交给国家，现保存在北京鲁迅博物馆。

　　1956年，在纪念鲁迅逝世20周年时，唐先生又从他的藏书中找到鲁迅书信四封和一些零星材料。那时唐先生已得知自己将要调到北京，他就将书信发表，零星材料如珍贵的《月界旅行》初版本等捐赠给上海鲁迅纪念馆，四封信的手迹则准备带到北京面交许广平，以便和以前交的四封信汇总。

　　1959年在正式调往北京的搬家过程中，唐先生从所藏的旧书中发现鲁迅书信一封及经鲁迅圈点的《日语学习书目》一页。1972年唐先生主动写信给我们，信中说：“1959年我正式调至北京，（19）60年曾问过许广平同志，她说书信手稿等都已交博物馆保管，不久我即去高级党校，以后先是忙于工作，后是忙于生病，一直没有和博物馆联系，如今广平同志又告逝世。黄垆腹（之）痛，我保存着这些信件，真像捏着一团火，极想把这个重担卸下，由博物馆将这些信和目录一件和以前送上的四封信一起汇总妥为保管。”唐先生在将这四封鲁迅书信手迹及书目一件捐赠给博物馆时，还附有对每一封信的详细说明，除说明该信是在什么情况下写的之外，还对其中的隐语及字句进行解释。像这样捐赠手迹又做好说明的，在我们保存的鲁迅给近百人的书信中是少有的。看到这些历尽艰辛保存下来的手迹，再阅读唐先生写的说明，实在令人感动。而今回想起来，更加令人感慨万千。

　　唐先生先后向国家捐赠鲁迅书信手迹九封。这些都是国家一级文物，捐赠人可以得到一大笔酬金，也有理由以此提出各种要求。只要在国家政策允许的范围内，接收单位是会尽可能地满足收藏者的要求的。唐先生曾从事过文物部门的领导工作，对此是非常清楚的。但当我们问唐先生有什么要求时，他只淡淡地说一句：“给我一张收条吧！”虽然我们再三说明，他仍坚持只要收条一张。

筹建上海鲁迅纪念馆

　　1950年6月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在上海组建之初，唐先生任文化部文物处负责人。他在安排工作时，首先想到的就是要筹建鲁迅纪念馆。他还和雪峰同志一起查看大陆新村、拉摩斯公寓、花园庄旅社、公啡咖啡馆、中华艺术大学、爵禄饭店、荷兰西菜社等鲁迅活动过的旧址，并拍下了不可多得的珍贵的历史照片。

　　为筹建鲁迅纪念馆事，唐先生向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请示，得到当时文化部部长陈望道，副部长黄源、金仲华的一致赞同。为此唐先生亲自草拟了《筹设鲁迅纪念馆计划草案》，并得到华东军军政委员会和中央文化部文物局的批准。为尽快实现这个计划，唐先生亲自为落实建馆经费，为解决山阴路大陆新村旧址相关问题而四处奔走。为了这个工作能做得好，唐先生建议请许广平亲临指导，因而呈文中央文化部文物局转请。由于许广平当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此请求得到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的亲笔批示：“同意许副秘书长于十月中赴沪一行，周恩来，八·四”。当年的上海山阴路大陆新村9号鲁迅故居的恢复工作就是在唐先生的精心安排下，由许广平先生指导，按鲁迅生前居住的情况布置的。与此同时，还在大陆新村10号鲁迅故居西邻建立了鲁迅展览陈列室。

　　这最初的上海鲁迅纪念馆就是由唐先生参与统筹规划，精心设计而建立起来的。仅用了五个月的筹备时间，就于1951年1月正式对外开放。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建起来的第一个鲁迅纪念馆。这个纪念馆首次以毛主席对鲁迅的评价，以大量的实物与图片形象地展现鲁迅光辉战斗的一生。这在中国鲁迅展览史上是一次创举。这个展览在当时广泛接待了国内外数十万观众，同时也接待了中央领导和国际国内的知名人士，并得到好评。

　　1956年春，唐先生受上海市文化局的委托为上海鲁迅纪念馆编写了陈列提纲。北京鲁迅博物馆1956年建馆时，在陈列设计上还参考了唐先生编写的这份陈列提纲。

两封内容几乎一样的信

　　1950年筹建上海鲁迅纪念馆的工作中，原存于上海施高塔路霞飞坊的鲁迅藏书，许广平先生将它们全部捐献给国家。按许先生的意见其中绝大部分藏书被运往北京，原因是北京天气比较干燥，易于保存好藏书。唐先生作为上海文物处的负责人，经办了此事。他协助许先生清理上海鲁迅藏书。唐先生曾告诉我，当年在清理鲁迅藏书时，许先生的要求是：“有一本的给准备筹建的北京鲁迅博物馆，有两本的她自己留一本作纪念，有三本以上的留一本给上海鲁迅纪念馆。”当时唐先生建议将鲁迅收藏的版画、故居案头原存放的工具书、鲁迅逝世的消息报道，以及纪念鲁迅的报刊留在上海，得到了许先生的同意。在唐先生亲自安排下，2691种原存上海的鲁迅藏书被造了详细的目录，分装41箱，于1950年11月运往北京

　　鲁迅故居，成为现今北京鲁迅博物馆藏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因为唐先生和许先生一起清理过上海的鲁迅藏书，所以他对这部分藏书比我们都熟悉，有时关于藏书的问题我们还要向他请教。

　　唐先生调北京工作以后，十分关心鲁迅博物馆的陈列。每次修改陈列，他都亲自来馆审查提意见，还经常写成书面意见，除对陈列内容指出不足以外，在说明文字上也逐字逐句修改。有时还将他对其他馆的陈列修改意见一并寄给我们，供我们参考。唐先生为搞好鲁迅博物馆的陈列是很费苦心的。

　　博物馆在陈列上或在鲁迅研究史料上有不明白的问题或产生某种疑问时，总是不断地登门讨教，或写信给唐先生求教。唐先生对我们所提的每个问题都非常认真地对待，不只是有问必答，而且是千方百计地从各个方面给予解释，还生怕把某个问题漏掉了。

　　唐先生去世后，我在清理唐先生的遗信中，发现有两封信的内容是基本相同的，原来是唐先生对我们所提的问题解答了两遍。事情是这样的：1974年6月8日我曾写信请教唐先生关于鲁迅给中共中央发长征贺电的经过，以及应当以哪种电文为准，依据是什么等问题。唐先生于6月9日当即回我一信，写了密密麻麻的三页纸，把他所了解的经过，以及过去访问茅盾的情况等一一详细做了介绍。可以说非常详尽了。可7月9日又有一信，此信的开头这样写道：“昨天雪峰同志到我处来，谈到鲁迅特别是反战大会的事，我才想起你6月8日曾有信给我，问及长征贺电的事。我向例每星期处理一次来信，但因大函放在抽屉里，年老健忘，竟记不起已经复了没有？”因而又将问题解答一遍。

　　唐先生解答问题，并不只是就问题谈问题，常常是从问题中给我们以新的启迪。记得在“四人帮”横行时，沈鹏年曾给上海市委一个报告，关于芸生就是瞿秋白的问题，其中所举的例证，均为死者，无以对证，但当时也迷惑过一些人。对沈鹏年所言我们当时虽觉不妥，但又说不清楚，不知应如何对待为好。我们将沈鹏年写的材料寄给唐先生。唐先生在1973年1月18日的一封信中，首先就说：“对这个问题，我个人认为，暂以存疑为是。”他非常赞同我们对问题准备进行调查访问的做法，并且仔细为我们分析、说明可以从哪些方面去调查，在调查中要注意些什么，等等，写了长长的一封信。还非常肯定地说：“我看是必要的，而且迫切的，现在是我们消灭那些‘存疑’问题的时候了。”唐先生这话，不但使我们增强了工作信心，而且打开了我们的思路。因为当时有人故意把鲁迅的史料搞得很乱，甚至真假、是非难辨。

　　唐先生的话启发了我们，使我们确切地感到要取得一批真实材料的必要性与迫切性，以便及早澄清事实。因此，1973年博物馆集中了一些同志共同拟定访问提纲，明确访问对象，分别请了冯雪峰、茅盾、胡愈之、周建人、萧军、曹靖华、李霁野，还有唐先生等十余位研究鲁迅的老前辈来馆座谈或登门访问。座谈后的记录稿都请本人仔细核对修改，要求真实可靠。

　　唐先生于1975年9月13日来我馆座谈，他讲的题目是“回忆鲁迅及30年代文艺界两条路线斗争”。从他与鲁迅的交往到他所认识的鲁迅再到30年代文艺界的情况等，讲了三个多小时。他还为我们画了一张30年代文艺期刊倾向的示意图。事后唐先生对他的讲话记录稿修改得极为认真，满纸改得密密麻麻的。这份唐先生修改的讲稿我们已编入馆内收藏的珍贵资料中妥藏。这一阶段的活动收到了很好的成效，为博物馆积累了一批珍贵的、不可多得的史料。

　　唐先生对博物馆的困难也是尽力相助的。在1976年由文物局外事处组织的鲁迅赴日展中，有关北京部分的展品由鲁迅博物馆负责提供。展品中有一件鲁迅在北大讲授小说史的油印本，我馆虽有一本，但正在展出无法提供，复制已来不及。据我所知，这本书的原件当时全国仅存三册。唐先生藏有一册，对此书唐先生是极其珍爱的。为了能搞好赴日展出，我曾非常忐忑地去和唐先生商量，可否暂借。唐先生非常慷慨地答应了，当即就从书箱中找出，包好让我们带走（后来我们向他补了一张文物局外事处的借条），为我们解了燃眉之急。唐先生乐于助人，类似的事例还有不少。

　　唐先生不仅关心博物馆的常规工作，还经常惦念着鲁迅生前辑录、整理的古籍和碑录的整理出版、供给社会研究的工作。他在1984年4月20日给我的信中说：“趁我们这些老头还活着，把这些重印的工作做完，实在刻不容缓。”这确实也是许多老先生和研究者所共同盼望的。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方行同志积极活动，并与唐先生多次商议办法。唐先生在全国政协六届二次会议上，拟写了此项提案，提案的内容是：“为纪念鲁迅逝世50周年，建议影印出版鲁迅收藏的汉魏六朝碑刻、造象、墓志及亲笔抄校的古籍，以推进学术研究，提倡严谨学风，发扬民族艺术。”并与宋振庭、单士元、严文井、邵宇、姜椿芳五位委员共同提出。这就是434号提案，1984年9月下达到文化部，由国家文物局责成北京鲁迅博物馆和上海鲁迅纪念馆共同负责整理、编辑，分别由上海几家出版社出版。《鲁迅藏汉画像》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分南阳与山东二册，已出齐。碑录等由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已出《鲁迅重编＜寰宇贞石图＞》和《鲁迅辑校石刻手稿》三函。古籍辑录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已出二函。唐先生亲自担任辑录古籍组的编辑顾问，编辑工作在唐先生的指导下全部完成。遗憾的是，唐先生过早地离开了我们，未能见到此书出齐。最近此书获得首届全国优秀古籍整理图书奖（1994年），这个荣誉的获得首先应归功于唐先生。

　　1976年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成立，唐先生被聘为顾问。我们有学术讨论会，只要请他，他都必来，并做发言。他的发言非常精彩，寓意极深，受到大家的好评。记得他最后一次参加博物馆的会是在1990年2月19日，那是由中国作协山西分会、中国人民政协山西省盂县委员会和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联合召开的“高长虹文集出版座谈会”。唐先生是带病参加的，但在会上他还是做了精彩的发言。没想到这竟是唐先生最后一次参加博物馆的会议了。

　　唐先生的一生确实是为祖国的文学事业、为鲁迅研究事业鞠躬尽瘁的一生。他虚怀若谷，平易近人，兢兢业业，刻苦工作，是备受人们尊敬的师长，最权威的鲁迅研究专家。他不应当这样匆匆离去，我们多么渴望看到他的《鲁迅传》完成呀！唐先生有着丰富的学识、优美的文笔，他与鲁迅有着很深的交往，写《鲁迅传》有着别人所没有的优越条件。但病魔缠着他，琐事困扰着他，夺去他许多宝贵时间，而我们则经常为一些无足轻重的事干扰着他，今天想起来是很内疚的。唐先生的过早去世是我们鲁迅研究界的极大损失，他的《鲁迅传》未能问世，也是我们永远的遗憾。

　　虽然如此，唐先生辛勤的一生，给我们留下的东西还是很多很多的。我们由衷地感激唐先生，并将永远怀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