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5月6日凌晨，由南京浦口开出的一列“蓝钢皮”特快列车沿津浦铁路向北疾驰，驶进了山东临城境内。列车上共有200多名中外乘客，其中在头等车厢里还有39名包括美国红十字会护士总代表、法国公使参赞、美国总统顾问、石油大王洛克菲勒儿媳的妹妹露西·奥尔德里奇夫人以及《密勒氏评论报》记者鲍威尔在内的旅客。

临城爆发火车大劫案

　　凌晨3点，火车行驶到临城与沙沟的大拐弯处，司机发现前面的铁轨被拆除了一段，急忙紧急刹车，巨大的惯性把熟睡中的旅客晃醒了。列车四周猛然响起激烈的枪声，山东土匪首领孙美瑶一声令下，千余名匪徒“立时蜂拥上车，将车上行李财物悉行劫去。劫掠后，更将车上旅客西人30余人，中国人200余人，架往匪巢，以备勒索”。很快土匪便消失在了茫茫夜色中，裹挟着人质前往距枣庄几十公里外的抱犊崮匪巢。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临城火车大劫案。

　　抱犊崮高约580多米，是山东沂蒙山区“七十二名崮”之首。自古以来，就有土匪占此山为王，杀人越货，抢劫财物。民国初期，政局不稳，战乱纷纷，农村经济落后，民不聊生。土匪也将杀人越货改为扣押人质，以勒索巨额赎金。

　　土匪回到抱犊崮，把一般的人质关押到山腰的洞中，重要的外国人质用绳索吊到山顶，关押在山顶的洞穴中。“匪中悍者有高级陆军学校毕业曾任中级军官者，部下有旧时法国遣回之参战华工”，其首领孙美瑶善于权谋、工于心计，城府颇深。

　　案件发生后，北京、上海、济南等地的报纸纷纷刊登相关新闻，一时间舆论哗然，中外震惊。

　　由于此次劫案涉及外国人质，“外人对之甚为重视，称其为义和团运动后中国最严重的涉外事件”。事发当天中午，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吴毓麟就急电直鲁豫巡阅使曹锟和山东当地官员，要求他们火速发兵围剿。各国公使也一天几次催促民国大总统黎元洪尽快想办法营救人质。彼时，黎元洪正被直系军阀曹锟逼迫，处在下台前夕，无力顾及劫案，政府陷入围剿、招抚的两难境地。

1940年，冯少山在东南亚为中国抗战募捐，与友人合影。

　　美、英、日等各国公使又趁机把目光转向中国政府，散布中国政府不能切实保障“铁路运行安全”的质疑，企图借此接管中国铁路的管辖权。各国使领馆以武力威胁民国政府，上海《申报》报道：“近闻驻华美军已下动员令，开赴临城，英政府亦有派遣印度兵来华之说”。上海总商会副会长冯少山等会领认为，“在各国政府或以侨民生命危险，故迫而出此，实则此举殊可不必。一则肇事地点既在敝国境内，则敝国是当负完全责任，或剿或抚，总之务使被难之中西人士能安然脱险为止”，并“转呈该国政府，速令停止派遣军队”。

　　5月21日，山东督军田中玉到北京向总统府报告，力主武力剿匪。国务院下令直鲁豫皖各省抽调兵力前往临城增援，航空署派遣飞机在抱犊崮上空散发传单，加以威慑。

冯少山率队赴临城救援

　　山下的局势瞬间万变，山上的中外人质更是苦不堪言。被关押在半山腰山洞里的中国人质没吃没喝，山顶洞穴内的外国人质也是几天才吃到一点食物。

　　由于被关押的人质中，有不少是沪上的商人，被掳人质家属请求上海总商会出面设法营救。

　　得知中外人质在山中缺衣少药，且不少人患病，上海总商会于5月23日召开会议，决定由上海总商会、旅沪同乡会组成救护队，由副会长冯少山带队赴山东枣庄与土匪谈判，商救人质。

　　5月26日，冯少山带领中英文书记孙筹成、韦泽贤及被难家属宫显庭等人及救护队，携被单、毛巾、肥皂、衬衫、罐头、医用药品等10余箱物资起程，上海民间团体福建同乡会、广肇公所等众人送行，“汽笛一声，扬巾脱帽，颇壮行色”。

　　5月27日，上海救援队到达临城。5月29日，冯少山面对土匪提出的收编条件和官方剿抚不定的困境，写信给匪首孙美瑶：公等此举虽出无奈，然牵动国际，危及国本。若能化干戈为玉帛，收编为“国军”，方为上策。冯少山同时致函山东督军田中玉，提出收编孙美瑶所部土匪的建议：一味进剿，中外俘性命难保，若接受收编，既可解燃眉之急，亦可彰显政府的怀柔之德。

　　两天下来，冯少山见田中玉仍徘徊瞻顾，举棋不定，便商定自谋展开救援。冯少山给匪首领孙美瑶写信，言明救护队此行带有被服、食品，为的是救济人质，听说人质中患病者不少，还带有医生，请准许医生携带药品进山治疗。次日，即收到土匪复函，同意接洽。孙美瑶派4人下山同冯少山、孙筹成接洽，接收救济物品。

　　匪首孙美瑶为表“善意”，以“人道主义”关怀为名，同意中外人质和家属书信联系，同意医生上山为人质治疗，允许冯少山组织上海商会救护队、美国红十字会救援队上山给人质送食物和药品，条件是人质有的劫匪也要有。

　　然而山上土匪有千人之多，是人质的多倍，运上山的物资需求大大增长。不过土匪同意派人下山协助运送物资。日益增多的物资需求，早已超出商会预期，上海总商会“商请严谔声、陆文韶、徐运新、王肇成四人加入总商会应对委员会以助理会务”，商绅一体救援的前后方链接形成规模。

　　5月31日，担任江苏徐海镇守使的陈调元自告奋勇上山，冯少山运送大批粮食连同官方送给劫匪的2000套军服，与陈调元一同上山。冯少山知道，一旦自己直接面对土匪，就是把生死交给了他们，必须沉着冷静。上山后，匪首孙美瑶等人看陈、冯二人态度平和，对他们很信任，当天便让人先把一部分外国人质和6个中国人质送出山，以示“诚意”。

　　6月6日，土匪再次派丁开发、郭琪才等头目下山，对救护队送来物品表示感谢，并请冯少山转告孙美瑶三条要求：一是政府军终止攻击豹子谷；二是首领任军官，临城置其治下；三是发给全山马弁军费一年。上列三条如政府无满意之答复，所俘之中西人士恐一时不易出山。

　　对于这三条要求，田中玉答复冯少山等人说：“政府无日不设法营救，正以迁就过急，匪情乃益狡悍。”各方为解决条款争论不休。

　　冯少山、孙筹成两人对丁开发、郭琪才表示，现在政府既然主张招抚，等到招抚就绪，释放人质需无条件，中外人质一律。郭琪才提出，释放乘客时要由美国人安得森作保，并要求滕县等两县士绅及上海总商会冯少山等团体代表上山做证。很显然，孙美瑶是怕释放人质后政府中途变卦。

　　冯少山通过上海《密勒氏评论报》向国际社会披露人质的困境，迫使各公使团、北洋政府接受招安方案。同时，他又与枣庄士绅李麟阁、金方远等地方势力联系，构建了官、绅、匪三方沟通渠道，寻求各方都能接受的事件解决方案。

　　6月21日，官方、上海总商会冯少山、匪首孙美瑶三方谈判达成最终协议：围剿抱犊崮的政府军一律撤回原地；被劫中外人质一律释放；北洋政府付款8.5万元，并答应收编孙美瑶部为自卫军。随后，外方人质全部获释，于6月23日抵达上海。“外票全释，所剩华票50余人，匪拟留以待用。这时安、温两有力调人，以外人肉票得释，责任可卸，分别回上海、南京，陈调元又借母病重为名出山不返”。后“土匪声言释放华票须陈调元、商会代表冯少山到山作证方可成行”，冯少山再次上山作保。6月24日，被绑架的中国人质也全部获释。

　　6月27日，孙美瑶部被正式改编为山东新编第十一旅，孙美瑶为旅长，官方指定郭里集为旅部的防地。

　　历时40多天，这场震惊中外的劫车绑票案终告结束。冯少山在上海总商会筹集捐赠赎金车马费几十万大洋交给北洋政府。在解决劫案期间，上海各报每天都有在沪各界人士为支付赎金捐款的名单，如山东路商界联合会代募：钱龙章洋20元，敦和洋10元，庆云银楼洋10元，华德茂洋5元；南京路商界联合会代募：三友实业社洋5元，西华德路商界联合会认募洋50元，等等。冯少山后来在上海《申报》发文说：“国难当前，工商界不可作壁上观，唯有凝聚民力，方可挽狂澜于既倒。”

大劫案后续事

　　大劫案结束后，与之相关的被押中外人质，救援团体、官方各方人等，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不同的痕迹。

　　土匪方面，北洋政府一直把孙美瑶看作“眼中钉”。大劫案结案不久，是年12月19日，孙美瑶被兖州镇守使张培荣在中兴煤矿公司设宴枪杀，孙余部并入镇嵩军。镇嵩军驻地在河南，由豫西一带被招安后的刀客、集散在各地的土匪、红枪会、大刀会组成。1928年，这一被人称为“土匪军”的队伍中，出了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指挥部队炸开清慈禧太后陵寝的孙殿英。墓中慈禧太后口中的夜明珠等大批文物流失，许多至今下落不明。后来镇嵩军围攻西安城败，投靠冯玉祥，编为冯玉祥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八方面军，后又投入蒋介石，被军政部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后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五军。

　　抗战开始后，国民革命军第十五军北上抗日，先后参加过太原会战、1939年冬季攻势、中条山会战、豫中会战、豫西鄂北战役等。在雁门关平型关一带，该军与八路军一一五师并肩与日军号称“钢军”的板垣征四郎第五师团作过战。1944年，侵华日军制订“一号作战计划”，发动豫湘桂战役，冈村宁次调集重军进攻豫西。国民政府第一战区正副司令长官蒋鼎文、汤恩伯，组织豫中中国守军计40多万人进行抵抗。日军直抵中原古城洛阳，蒋鼎文、汤恩伯部接触敌后很快全面溃退。国民革命军第十五军奉军政部令，加配川军第九十四师，留下担任守城阻击之责，进行洛阳保卫战。洛阳城破后，遂逐街、逐巷进行巷战，与日军反复争夺。该军多为豫西人士，守土保家死战不退，双方搏杀十几个昼夜。洛阳保卫战结束后，全军撤出洛阳城，该军生还者仅两千余人，其中含川军第九十四师300余人。

　　外方人质和外方救援队方面，美国人质卡尔·克劳设计了两种“PAO TZU KU BANDIT POST ”（直译“抱犊崮土匪邮政”）邮票，面值分别为5分、10分，2010年被收入吉尼斯世界纪录，被认定为“世界唯一由罪犯开办的邮政所发行的邮票”。

　　1928年8月2日，被美国报界称作“新闻之父”的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创办人、世界报界大会会长沃尔特·威廉博士第五次来华，抵沪后代表总商会的冯少山在码头迎接，安排其在沪5天的行程。在此之前来华的还有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埃德加·斯诺，他来华担任上海《密勒氏评论报》新任助理编辑。沃尔特·威廉博士特地向冯少山表示谢意，感谢他在1923年的临城大劫案中，奋然上山与土匪周旋，解救出美国《密勒氏评论报》记者鲍威尔，并介绍埃德加·斯诺与他认识，请他为埃德加·斯诺在华生活、采访报道业务等方面提供协助与方便。冯少山系北美华侨，英文流利，与埃德加·斯诺沟通顺利，成为埃德加·斯诺抵华后认识的第一批中国人之一，日后他们也成了颇有交情的朋友。

1957年，康同璧、冯少山、张之江、龙云、陈铭枢（自左至右）在中南海怀仁堂。

　　中方人质及救援人士方面，曾被作为人质的上海复旦大学教授洪锡麒是民国时期的政治学者、教育家及商界人士，曾赴美国留学，获布朗大学政治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经此变故，痛感法制之必要，后曾任职于国民政府上海市公安局。他曾围绕宋子文、孔祥熙等国民政府高层周围发挥其学者的作用。

　　1940年10月，出任汪伪上海特别市市长的傅筱庵被国民党军统暗杀后，南京汪伪政府汪精卫、陈公博几次亲自商请冯少山，希望他接替傅筱庵出任伪上海特别市市长一职。冯少山坚辞不任，遂即离沪到南洋一带，与华侨领袖陈嘉庚一起四处奔走，领队到香港、马尼拉、宿务、新加坡、吉隆坡、曼谷等地募捐，募集到的捐款用于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他还动员南洋各地爱国华侨青年回国投身抗日战场，协助陈嘉庚解决南洋机工遇到的一些困难。冯少山在晚年回忆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商人虽处江湖之远，亦当怀庙堂之忧。”这种爱国精神，令人感慨。

　　1945年年底，中国民主促进会在上海成立，冯少山是创会会员。1949年9月，冯少山以全国工商界别代表团候补代表的身份，到北平出席为筹备建立新中国而召开的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在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上，冯少山登上了天安门城楼的观礼台，亲眼见证了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一刻。1949年，冯少山参加民主建国会。1951年，任中央人民政府北方老根据地访问山东皖北苏北分团副团长。1952年参加第二届赴朝慰问团。1956年起当选上海市工商联第二、三、四届执委。1967年逝世。

　　临城大劫案虽然过去了很多年，但是当年商绅救国的义举精神，却至今值得铭记。

　　（作者系冯少山外孙媳）